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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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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二)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三)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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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值得一读
·我为民主派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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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历程(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录

   
   
    2003年5月22日和23日两天,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采访。之后于2003年六四前夕分三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其整理成文。
   
    《 心灵之旅》——回顾人生经历,诉说心灵渴求,分享省思感悟;在心灵之旅中,让我们彼此相识,心灵相通。
    张: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你收听89六四专辑:点燃万千烛光——访四年刑满刚刚出狱的江棋生先生,今天继续播送:江棋生先生的心路历程。十四年前的1989年4月15日,随着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爆发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社会各界参加的大规模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的请愿活动。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首都北京街头,响起了当局出动的戒严部队向民众射击的枪声。在那个夜晚以及后来的几天里,一些手无寸铁的居民们在枪声中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到底有多少人遇难身亡?又有多少人中弹受伤?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四年前的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在北京的江棋生先生发出一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人们在家中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不久,江棋生先生锒铛入狱。后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今年5月17日刑满出狱。江棋生先生现年55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十年上山下乡。1989年的时候,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在1989年学生运动中,被选为北京市高校对话代表团常委。六四后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年零五个月。出狱后,失去学籍。于是江棋生参与寻访六四难属,关心帮助在狱中服刑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为此,他多次被警察羁押。从89六四到现在14年来,江棋生先生有5年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江棋生先生这位本来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博士候选人说,是89六四改变了他的人生。
    江:六四的枪声永远划开了两个纪元,使我对这样一种制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当时我不知道,丁子霖老师的儿子已经永远地倒下了。我所服膺的道义,我的良知都决定了我必须谴责、必须反对六四屠杀。1989年9月9日,我被投入秦城监狱;1990年10月7号,我被正式逮捕。
    张:当时是以什么罪名逮捕的?
    江: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当时的刑法有这么一条的。
    张:你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时候,当时与你一起羁押的还有什么八九民运你所知道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江:我知道有包遵信、王丹、刘刚、任畹町、刘晓波、熊炎、周锋锁;还有我的首师大邻居王鲁湘;人民大学学生马少华、李克洲、方克;和我关在同一个监号里的有北大的杨国忠、北师大的张军、北外的艾道祥、外高联的蒋宏雷。
    后来与我同号的还有清华的李玉奇、北航的郑旭光、北外的陈见兴和安徽的高峰。
    当然,鲍彤先生也被羁押在秦城监狱,还有原38军军长徐勤先。
    张:关入秦城是你第一次进监狱,你当时心里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江:到了秦城监狱,我当时还真有点儿象做梦似的,包括我被带进了203监区之后。我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的进入高墙电网了?!在监区的围墙边,我看见种了一些白薯,白薯的叶子我太熟悉了,我插队时每年都在自留地里种些白薯。看着白薯的叶子,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觉得自己好象是来拍电影的,倒没有什么恐惧。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是一个很牛的人,但我能平静地承受这个牢狱之灾。89年时就是这样的。
    张:江棋生先生说,他在秦城监狱里常常唱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江姐是他少年时代喜欢的小说《红岩》中的人物。这是一本描述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经历的小说。
    江: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在青少年时代,我压根儿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被共产党投入监狱之中。不过,人的承受能力不能低估。我入狱以后,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政治犯的角色。于是,在监狱里我自然会唱红岩的歌。我现在就给你高歌一曲《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
    张:在监狱里允许唱歌吗?
    江:他们不允许,但我们不管不顾。一个筒道一、二个武警,他到这个门来敲,这个号的声音暂时低下去,但隔壁不就又唱起来了吗?关的都是政治犯,他们压不住。
    张:你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偏偏爱唱这首共产党人的歌。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呢?
    江:我跟共产党人的区别很大很深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也是为了信仰坐牢;当然我认为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国民党当时容不下他们的信仰,就把他们关押起来。我呢?共产党容不下我这样的异端,就把我这个良心犯,把我这个信仰犯关起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想是共同的。
    张:你用这首歌,表达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江:千里冰霜脚下踩嘛。这冰霜就是你开枪、抓人,最后在全国各地搞整肃,不是一片白色恐怖嘛。要害就是剥夺人权,殘踏人权。你挂什么党的名称,不说明问题。
    张:你在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的生活里,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江:第一是秦城铁多。从监狱外面进到监号,要过6、7道铁门;所有楼梯的侧旁,都用铁栅栏封死;此外,每个窗户都用粗粗的铁条封隔,是谓名副其实的铁窗。当时我们夸张地感叹道:小小秦城,竟耗尽天下铁!
    第二是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也是极难排遣的情愫。我仅有的几次失眠,都是因为思亲——亲情所至,铁石为开。
    第三是变不可能为可能。秦城监狱的墙那么结实,那么厚,为的是将囚犯彻底分隔开,让你连隔壁关的是谁都不知道。而我们后来没拆一块砖,居然做到一楼的人都知道三楼关的是谁,连他现在正在干什么,他刚写了一首什么样的诗都能知道!这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下面我还会细说)。
    第四是有两个意外。一个意外是,武警们刚来时,对我们这些“反革命”是挺恨的;没想到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不把我们当坏人了。这是他们用眼神和表情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在里头都是安静地看书,认真地讨论;晚饭吃完后,还唱革命歌曲,很有点儿《红岩》里的劲头。武警换防后,新来的武警也是走这个过程。第二个意外是,大多数管教能理解我们,和我们的心近乎相通。他们说,解放以后秦城监狱关的“反革命”,没有一个是关对的。后来他们又作了一丁点儿改正,说“四人帮”除外。当时,“四人帮”就关在离我们约100米开外,管教们心有不平地对我们说,他们吃得比你们好得多。
    张:当时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怎样?
    江:我们所受的,就是一个基本的监禁,让你失去人身自由。当然伙食很差,吃的东西热量太低,使你无法锻炼。当时的牢饭标准是一块钱一天,主食、副食全包括在内,又不让你花钱买任何可吃的东西。后来,勉强能买一些方便面,买几包榨菜什么的。我后来看书都不能看得太久,看多就头晕,更不用说锻炼了。1991年2月7日出狱时,大腿瘦了好几圈。几天后去甘家口,我骑车带章虹,竟然累得气喘吁吁。另外,放风很少,一星期一次都保证不了。放风时也不让你见到别号的人,比渣滓洞里的放风差远了。渣滓洞里的囚犯们放风时都能见上面,能打个招呼,点个头,甚至递个条什么的。不过,有一次放风时,我出了格。当时,我知道北大的王有才和清华的张铭在隔壁风圈里,我就用吴语大声向有才问好,有才随即用越语回话。站在高处监视的武警听不懂我们的话,也拿我们没办法。在秦城监狱里,据我所知,一般没有体罚虐待的事。书,只要是公开出版物,都让送进来,都可以看。此外,我们还经历了1989年的东欧巨变。
    张:你们这些因89六四而进监狱的学生、学者,听到东欧巨变的消息后,做出了什么反应?
    江:东欧巨变是地球上的大事,也是20世纪的大事。从波兰、匈牙利、捷克到罗马尼亚,那里的人民用大体上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极大的鼓舞,又是深刻的启迪。89年12月齐奥赛斯库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我记得我所在的26号监室里,大家激动、感奋,先是猛捶床板,敲打脸盆,接着情不自禁地一跃而起,开始排队游行,振臂大呼,欢呼这个独裁者的下台,欢呼罗马尼亚人民获得了自由。很快,传来了别的号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几分钟后,管教、武警奉命紧急出动,到每个号来敲门警告,但是无济于事。那个时候,除非开门进来把我们都抓出去,任何别的办法都不能使我们停止游行。
    张: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想?
    江:心有灵犀一点通嘛。我们关在号里的绝大多数人参与八九民运时,没有想到要颠覆这个制度,推翻这个政权。他们开枪以后,我相信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我,就会觉得这个制度的确很成问题。那么,后来东欧巨变后,我们就觉得东欧人民先走了一步,比中国人民先觉醒。事情已经很明显,我们在中国也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必须变落后制度为先进制度,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心中这么个念头,这么个理念,当时关押在秦城的人就开始确立了。当然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全部的争论在于:究竟通过什么路径、采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样一种伟大的变革。争论怎么展开呢?同一个号里的人自然好说,和别号的人怎么争呢?我刚才提到的奇迹,现在可以解密了。由于关在每一个号里的人都是懂英文的,结果屋里的暖气管道就自然成了传递信息的最好通道。英文是可以敲的嘛,英文有26个字母,可以用相应的数字对应,把它变成数码后就可以通讯了。如敲1下,就是a,敲2下就是b,敲3下就是c……,逢10就急速敲2下……。字母敲出来后,单词就出来了,单词敲出来后,句子就出来了——每个号都能沟通了!
    张:这段监狱生活还有什么使你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江:特别难忘的?有。当时我们不仅通过暖气管沟通,后来把卫生间的出气口都给打通了。三楼的出气口能通二楼,二楼的能通一楼。二楼的书,可以通过出气口递给三楼或者一楼,这样互相都能传着看。后来我们在秦城监狱还办报,报名就叫《窗口》。办报的编辑叫钮铮,他现在还在北京嘛。他以“窗口”为题来征文。但是他在一楼,我在二楼,稿子怎么下去?就是从厕所的通风口,拴上绳子递下去的。那他怎么知道我往下递了呢?我通过敲暖气管发“电报”,告诉他稿子来了,请他去取。他编好了报纸,再传到各个监号。此外,我还能与隔壁的人,隔着通气口握手。后来狱方知道了,就把通气孔给隔死,再也不让你打通了,但是暖气管他不能拆,没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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