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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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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关于《狱中书札》
· 关于希望在国内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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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狱政科长的一封信
·一生说真话——我的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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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迎新年
·让奥运宗旨长驻中国
·庸医马克思
·写在“两会”前夕
·简评温家宝答记者问
·左得出奇的青岛二中校方
·黄金72小时中的痛上加痛
·我与天安门母亲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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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历程(二)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录


   
   
    2003年5月22日和23日两天,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采访。之后于2003年六四前夕分三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其整理成文。
    张: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播送的是89六四专辑:江棋生先生的心路历程。刚刚出狱的江棋生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回顾了他从幼年一直走到1989年的心路历程。
    江棋生先生1948年生于江苏常熟。其少年时代学习优秀。1966年高中三年级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之后江棋生先生下乡十年。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制度,他报名参加了考试。十年下乡务农,学业早已荒疏。
    江:当时闹了个大笑话,我这个老高三连一元二次方程的根都解不出来了,初高中读过的教科书也找不着了。我于是到老同学吴惠国那里,向他借了全套数理化课本。我知道命运的转折点来了,于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日夜奋战,后来预考和正式考的成绩,均为常熟县总分第一名。这个带有奇迹色彩的结果的得到,除了我的发愤努力之外,还应归功于家人和朋友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有不少同学因各种因素没有报考,他们纷纷对我说:你不光是自己去考,你是代表我们去考,代表老三届去考,一定要考好啊!戴政良老师对我说,你的底子我清楚,比后来的高中生强多了。已在大义中学当数学老师的倪洪元同学,每星期专门为我出一份卷子,并到我家里来计时监考,并当场打分。所有这些,都是我不能忘怀的。
    不管怎么说,当机遇突然降临时,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毕竟是老高三,底子厚实。那我的妻子章虹呢?她1966年读初二,恢复高考对她就并不是机会。对我的弟妹们也一样,他们永远失去了进入大学校园、完他们少年梦想的这一机会。接下来还有一件大事:我们家是有海外关系的。我的姨妈,一个在泰国,一个在印尼;我的姑妈在缅甸;小舅舅在香港。海外关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包袱,那么七七年高考完后呢?我的分数很高,但是我心里还在打鼓,大学要我吗?——在这么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1978年1月份,《人民日报》上登了大块文章“砸烂海外关系的枷锁”,把我们全家都乐坏了。当时我在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当临时工,情不自禁地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1978年1月22号,《人民日报》把我的信给登出来了,还加了一个醒目提气的标题:真叫人气顺劲足呵!当时我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大学是一定能读了。我后来进入北航,进入北京卫戍区派兵站岗的学校那也就不奇怪了。
    张:你在大学学什么专业?
    江: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
    张:能不能请你谈一谈在大学期间,你的一些变化。
   
    江:在乡下的思考、读书过程中,我不仅对毛泽东开始了非神化,对其它一些社会、历史问题也有思考和探求,有些比较清楚,有些还很迷惑,到了北京就有条件一一弄清楚了。进入北航后,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全身心地学数理化,一心想把被耽误的10年光阴抢回来;我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对伤痕文学,对电影《苦恋》引起的风波,对西单民主墙的事,对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等也很关注。就在入学那年,有一件事极大地震撼了我,我必须对你细细讲一下。
    在北航读本科时,我所在的班叫7561班,班上有位云南籍的同学叫余雄,有一次我和他聊起抗战的事。他跟我讲,他们村子里有不少国民党的伤兵,缺胳膊断腿的,他说是跟日本人打仗打的。我听了以后先是极为惊诧,随之就大为震怒,我拉下脸来说:你胡说八道,国民党打过日本鬼子?!谁不知道日本鬼子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是一枪未放,闻风而逃!他看我急得够呛,立马也跟我急了,说:是我清楚还是你清楚?我自己村里的事,难道我会胡编?那些老兵都是在你们江苏的台儿庄受伤的。我告诉你吧,台儿庄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根本不是平型关战役所能比的。我还是根本不信他,说:“什么台儿庄战役?!我长这么大就从来没听说过!我凭什么就信你说的?”余雄20来岁,回族人,是个拧脾气,见我不信他,就提出要与我打赌。我见他是真的要与我打赌——他的眼睛已经红了,我开始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话。我跑到北航图书馆和其它图书馆去找资料,仔细一读,恍然大悟。不过,当时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一种被人蒙骗、被人耍弄的悲哀。从少年时代以来,我就被告知: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直到我而立之年,我才终于明白: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在这件事的震撼之下,我不可能不对共产党产生看法,不可能不对共产党建立的制度产生看法。
    以后,我又搞清楚了朝鲜战争是怎么一回事。谁挑起的朝鲜战争呀?一向以来,我都确信是韩国挑起的,是韩国侵略北朝鲜而打响的。但铁的事实是:北朝鲜侵略韩国嘛!是北朝鲜的金日成政权侵略联合国的成员国——韩国嘛!联合国安理会为此作出了严正的决议,并派联合国军去反侵略嘛!从那开始,我不光是思考毛泽东的问题,我的确思考了一些体制的问题,一些制度的问题。当然,为了要圆我的科学家之梦,我主要还是全身心地扑在功课上,真是有一股非要抢回10年的劲头。我发愤到什么程度?连西单民主墙我都没去看过一次!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后来成为北京航空学院优秀毕业生,又考上了硕士生。当时的我,就是一心要圆我的自然科学家之梦,给母亲一个交待,给母校一个交待,给故乡一个交待。
    张:你后来又怎么从北航的硕士读到人民大学的博士?
    江:在读书期间,政治又来干预我了。常熟有一个小人,贴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寄了一封诬告信到北京航空学院,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了她。当时我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我是在1981年3月份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这封诬告信来了,北航校方就要我“端正态度”,照诬告信上说的承认下来,“事情也就过去了。”我经过仔细回忆,想起了68年11月我们同学打过对方一派的她这个事情,但是,我虽然在场,却没有动手。我这么如实说了,校方却非说我“态度不好”,是“不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争辩说,两派之间打斗这种事,我完全没必要隐而不说。但我必须说实话,这才叫态度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好?就是不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否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嘛!既要实事求是,又怎么能要我违心地说瞎话、以便“态度好”呢?
    张:前面说到你这个时候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不少批判性看法,你为何还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江:在80年代初期,我觉得这个党比文化大革命中明显有长进,还是有不少新气象的嘛。尽管我觉得“伟大、光荣、正确”肯定是不贴谱了(文化大革命不是错到姥姥家去了?),为了执政老是说瞎话也让我十分反感。但是,或许他能痛改前非?或许他不得不改?那时的我,对共产党仍然抱有希望,我想或许这个改革的路能走通,能走宽,能走好。当时我有这么一个基本倾向,所以我提出了申请。不过,在我身上又出了一件罕见的事:我这个预备党员当了三年,而党章规定最多当二年。大家都知道权大于法,在我这件事上是权大于章。由于我始终不愿说瞎话,还跑到中组部接待站去申辩,还给刘宾雁先生寄去了申诉信。……到了1984年的3月份,我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又拿出更“左”的一套:不让我报考博士生。我和硕士生同学熊跃熙跑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去,要报考力学所的博士生,表格拿回来填好后,系里不给我盖章。别的地方的博士生也都不让我报,整个儿就是要堵死我继续深造的路。我的导师庄逢甘先生知道这件事,但他爱莫能助。
    张:那个时候你怎么想?
    江:那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挫折。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体制内,我的路是不可能顺当的。你想,我出身于一个不红也不黑的家庭,好不容易到1978年砸烂海外关系枷锁后可靠了一会,才过了6年,便又不可靠了。和这种体制相处,累不累啊?!我走出痛楚,有所彻悟:我跟你要可靠不可靠干什么呀?重要的是我要做人!要坚持自己的人格,不让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由于重新被体制视为另类,我从北航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仅被剥夺了报考博士生的权利,而且在落实工作上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先是被航天部701所拒绝接收,之后是中科院力学所、北大力学系、北京理工学院力学系、航空部626所等单位一一婉拒。最后在蔡德麟老师、罗林老师和裴珉老师的帮助下,1985年的春天,我去清华大学分校当了一名大学老师,呆了三年。到1988年,我去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哲学博士研究生,并被顺利录取。我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黄顺基先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当时的招生办公室,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被北航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人而拒绝我。
    张:经过三年周折,你终于考取了博士研究生,这时的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江:第一是正常获得学位,当个大学教授。第二是想通过科学哲学的一些反思,通过研究自然界的普遍演化规律,再回过头来,观照一下人类社会这个特定的复杂大系统的演化规律。
    张: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1989年发生的事情,使你的愿望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实现。请你讲一讲1989年,你当时的心情和你所做的事情。
    江:1989年,我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时因胡耀邦突然去世而引发了一场学生运动,到后来发展成全民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有基本良知、基本判断的博士研究生,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不参加。后来,大家都清楚,我被大家推选为人民大学的对话代表,并且进入北京高校的对话代表团。对话代表团通过无记名投票,又把我选为五常委之一。我就做了这么一个事。1989年5月26日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人大学生广播站。另外,我还写了些文章。
    张:现在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童屹女士,是见证人之一。她回忆与江棋生最初的相识。
    童:我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读政治学的三年级学生,第一次是在对话团认识他的。当时我在对话团,是召集人项小吉的助理或者是秘书吧。江棋生由中国人民大学推荐为对话团的一个代表,大约在5月11号第一次到政法大学会场来,还有30、40个从北京各个高校选出来的学生代表,组成一个辩论队吧。他一来,看起来很成熟,看上去也很年轻。他说话很有份量,而且一表人材,真是英气逼人吧。另外,也让人很觉得亲近。他说出的话,使当时在座的人员都有些震惊,觉得他的思辨能力、梳理能力都在一般学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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