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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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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历程(一)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录


   
   
    2003年5月22日和23日两天,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采访。之后于2003年六四前夕分三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其整理成文。
    张敏: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你们收听。今天请继续收听89六四专辑系列节目:点燃万千烛光——访四年刑满刚刚出狱的江棋生先生。今天播送“江棋生的心路历程”。十四年前的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首都北京街头响起了戒严部队向民众射击的枪声。在那个夜晚和后来的几天里,一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居民在枪声中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四年前的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在北京的江棋生发出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人们在家中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不久,江棋生先生鎯铛入狱。后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5月17日刑满出狱。江棋生先生现年55岁,1989年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修读博士学位。1989年学生运动中,被选为高校对话团常委。六四后被投入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失去学籍。于是江棋生先生参与寻访六四难属;关心和帮助在狱中服刑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为此,多次被警察羁押。从89六四到现在14年来,江棋生先生有5年半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江棋生,这位本来应该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博士候选人说:是89六四改变了他的人生。
    江:最大的变过来嘛,就是六四的早上,我变过来了。这个跟很多中国人一样,甚至跟人大的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样。六四的枪声,永远划开了两个纪元!使我对这样一个制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张:四年刚刚刑满出狱的江棋生先生,在接受我釆访时,回顾了他从幼年一直走到1989年的心路历程。江棋生先生,194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
    江:可能我身上有母亲性格的遗传吧!母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坚强的人。从我最早能够记忆的时候,也就是2-3岁的时候,母亲教我认字、写字。因此,还不到四周岁的时候,我就在慧日小学读一年级了。母亲对我有很多的教诲,最主要的是做人上的教诲,是我一生受益不尽的。
    张:江棋生先生的母亲苏淑莲女士,今年已是86岁高龄,现在住在中国江苏省常熟市。她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起童年时代的江棋生。
    江母:小孩很聪明,也听话。他上学很用功,放学回来还帮着做家务。老师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从不打他,也不骂他。
    张:江棋生先生说到他幼年的家境。
    江:我们是小商家庭。这就是说,1949年以前日子凑合着能过。1949年以后,生活很一般;兄弟姐妹多了,就相当清贫了。这个家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政治迫害,当然也不属于革命的动力这么一类的。不过,我在1963年,不到15周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那时的你有什么志向?有什么特点?
    江:在大的方面和别人差不多,如同雷锋说的,把入团、入党啊,当成人生的几件大事。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少年,与别的人基本没什么两样。稍有不同的,就是我的这种性格,比较真诚些,另外,学习拔尖点。
    张:那个时候的你,希望长大后当什么?
    江:想当科学家。我的父亲于1963年6月30日早早去世。那时,我初中刚刚毕业。在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外祖母跟我们一起生活。那个时候,就由我母亲一个人来承担这副生活的重担。当时我的哥哥在四川工作,他尽力对家中提供帮助。当时我父亲单位的人对我母亲说:我们破例同意你的二儿子(也就是我,还不到15周岁)来顶他父亲上班。我母亲坚定地对他们说:“我这个儿子喜欢读书,我怎么也不能让他放弃学业,我来上班!”我的确喜欢读书,而且从小学时代起,就有了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的心愿。第二呢,是要当一个有骨气的人。那时,出不少如《红岩》这样的书,我很爱看这种书。我觉得人要坚强,我总是很佩服那些坐了牢还经得起酷刑的人。
    张:你能不能谈一谈你人生的主要经历。
    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基本上就是那种通常认为的好学生。也淘,但所谓德、智、体都不差,一直都当班干部。不过,我不能算是唯唯诺诺的好学生,我是一个带有个性色彩的好学生。我记得小学六年级时,我和班主任老师就公开顶过嘴。初一年级第二学期时,我当初一〈1〉班长,有次劳动课结束后,燥热难忍,我和一些男生就出校门下河游泳去了。班主任老师对此大为光火,我们回来后,他就召开班会严加训斥,并要我当场站起来承认错误。我站了起来,但却保持沉默。第二天,他就把我的班长职务给抹了。还有,读高一时,学校里开展学毛选写心得活动。我的第一篇学习心得是《为人民服务》的读后感。我“政治正确”地写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之中,或者更广义地说,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为人类工作”之中。接着,我开始发问:与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之上的人类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宇宙中有没有一个终极的东西,供别人将价值体现在上面呢?学习心得交上去后,班主任戴政良老师打了个勾,既没有表扬我,也没有追究我。
    我至今对戴老师的做法心存感激。我那么发问,其实就显得比毛泽东看得更深、看得更远了,只要稍加上纲上线,就是大逆不道,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或许是我一向学习不错,又刚刚当上中学的学生会副主席,戴老师就装糊涂了。
    当时我所在的高中班,是从高一起就被校方寄予厚望的一张王牌,准备在1966年高考时用来和省中(常熟另一所名牌中学)在高考升学率上一决高下的。尽管高一、高二时,我是学生会副主席,高三时又成了学生会主席,但在学习上,我深知匹夫有责,我是始终不放松的。说老实话,对我和班中的一些同学来说,读高中时所考虑的,根本不是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想考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南大的问题。哪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
    张: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江:我还能有啥态度?我当时是很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真心诚意地跟着走。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我们要投入,要反修防修,要捍卫红色政权,要使铁打江山永不变色嘛。这可是头等大事!我不仅写大字报,搞大批判,还曾作为惟一的一名中学生代表,在全县批判“三家村”大会上发了言。那个时候暂停了高考,我们高兴坏了。我跟五、六个同学从常熟县中一口气跑步到常熟邮电局,代表全体同学向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坚决拥护这个英明决定。现在看来,其实是瞎代表,一个学生会主席,谁授权于你啊?但是,很快发生了一件事:进驻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非要把校长庞学渊打成走资派。这使我大为纳闷。虽然我和校长从无私交,对他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怎么看都觉得他不象是坏人。如果跟着文化革命工作组走,我就必须数落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跟着我的判断,跟着我的良心走,那他就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好人。1966年6月23日,我作出了选择——跟着良心走,公开表达了我对这个校长的定性看法,批评了工作组和工作组的两个大红人,并引发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事件——六二三事件。这一来,我就被工作组作为小牛鬼蛇神、小反革命进行了全校性批判。
    张: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
    江:当时我还不满18周岁。
    张:后来又经历了些什么?
    江:后来我就变成了革命对象,不是革命动力了,而且连家也不让回。即便如此,我还是忠于毛主席的,我只是觉得纳闷,一夜之间,我怎么就从一个学生会主席,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的确是很痛苦很纳闷!我甚至闪过了一次轻生的念头:我想我怎么向母亲交待,这么一个让她骄傲的儿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坏蛋了呢?!但后来我马上就平静了,我不可能做这样懦弱的人。这是我通过你们自由亚洲电台,向全世界第一次披露我这一段内心最深处的隐秘吧!
   1966年10月,县中学生到常熟县吴市公社6大队14生产队帮助农民秋收秋种的时候,我是戴着小牛鬼蛇神的帽子下去的。但农民们待我最好,他们判断人不看你的帽子,他们看你的言行举止,看你干活,看你做人,“看你不象坏人嘛!”农民三下二下就看出来了。他们是贫下中农、革命动力,但与有权有势的人不站在一起而同情我。这些农民我深深地怀念和想念他们。就是1966年的农民,极权制度也不能改变他们人性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别说2003年的农民了。中国落后的关键在竭力维护特权的上层,而不在草根的中国农民的所谓落后。
    张:文革中同样是农民的江苏太仓的所谓学哲学用哲学的标兵顾阿桃,她当时跟着当局走,非常走红,你又是怎么看这种现象的呢?
    江:应当说,农民也分人。象顾阿桃这样的农民,一方面受到愚弄和利用(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自己也有了非分的名利之心,她这个农民就变味了。假如一个人有了其它想法,不光是顾阿桃,那还有工人,还有当官的,还有知识分子,一样都会做出令人不感冒的事情来,做出令人恶心的事情来。
    张:你在文革中这个小牛鬼蛇神一直当到什么时候?
    江:一直到66年12月,工作组这一套吃不开了,工作组撤走了,我才解脱了。不过在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还必须把两件事交待清楚:一是也有别的同学因为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受到了打击。比如苏仁炎同学勇敢地站出来为庞学渊鸣不平,结果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比如邵子秦、董勇兴同学胆敢和我一起写大字报而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二是尽管我受到了一些迫害,但由于我内心还是努力要与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因此文革中我也说了很多蠢话、错话和屁话,干了不少蠢事、错事和坏事。包括对老师的批判和批斗,对地主、资本家的抄家以及子夜时分潜入学校图书馆抱走《鲁迅文集》等。
    张:以后你对你所生活的社会有什么看法?
    江:作为基调的,是我依然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这当然是被愚弄了,因为我不知道中国以外的真实情形,不知道世界上有比马列更好的理论,不知道人世间有更好的道理嘛。但是,基调之外,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记得1966年的冬天,我们高三<1>班步行了一夜,到苏州去串联。第二天去了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在校园里看大字报时,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了一份伊林、涤西批判林彪的大字报。林彪不是很吹捧毛泽东嘛,说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出了个毛泽东。当时在我看来,林彪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贬下去不要紧,反正是封建时代的,不值钱。要紧的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也就是一百多年嘛,林彪这一吹,把“老祖宗”马克思,把列宁都大大贬下去了,我就觉得林彪的话把马屁拍过头了,太出格了。但当时你不能公开说,说了有可能杀头,我江棋生也就不在这儿了。我只是和同窗好友黄大榕交换了一下看法,知道彼此心里想到一块去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一个是我的良知,一个是我的独立思考,这两个东西恐怕就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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