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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国两制与中国统一


    邓小平晚年求统一心切,“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页),但苦于大陆社会主义不敌台湾资本主义(三民主义),而武力犯台又失道寡助,风险极大,于是憋出一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希冀在其有生之年,看到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之实现。
    笔者本来颇为体察邓小平的苦衷,虽对“一国两制”早有微词,但一直下不了决心加以公开剖析。近来官方传媒不断升温,对“一国两制”疯狂炒作,使其外在风光远远背离内在价值。一些教授、学者亦跟庄追捧(法制日报,1997年5月12日),把“伟大”、“正确”、“科学”、“独特”、“最佳”等等溢美之辞往“一国两制”身上堆去,使其市盈率直达万倍之上!
    此时不挤泡沫,更待何时?

对统一真谛的阉割


   
    何为国?何为制?
    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一国之社会制度,则是该政治实体的存在规则与生存方式,也可以说是该政治实体奉行的一套总规范。说得通俗一点,制度乃立国之本。
    一个国家靠什么统起来?
    古今中外,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包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这叫存异;但一个统一的国家又必须求同,这个同的核心部分就是社会制度。统一既体现在领土之合并或回归,更体现在被统各方均被纳入同一套总规范,奉行同一个立国之本。一国之内各地区,如果实行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制度,焉能称统一?所谓“省宪不能违背国宪”,或者“不能允许省宪违背国宪”[1]说的就是这个大道理。如果允许某些地区的立区之本与立国之本相互对立,那么这些地区不啻是国中之国,而国家不过徒具“统一”之虚名而已。[2]
    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为统而统,居然把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包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美其名曰“一国两制”。人们不难看出,“一国两制”的要害是对统一的真谛进行了阉割。
    一国一制犹如一寺一教,不言而喻,天经地义。邓小平不管不顾,“胆略非凡”,但拿出来的办法常常裂经弃义,毁了原则。[3]
   

台湾同胞不买帐


    “一国两制”既然是对统一真谛进行了阉割,那么,它在实践中要么遭到抵制,要么只能实现貌合神离的表面“统一”。[4]
    “一国两制”的招法最早由叶剑英于1981年9月30日公诸于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91页。当时尚未明确概括出“一国两制”四个字)。16年来,它一直受到台湾同胞的尖锐批评和普遍拒斥。
    台湾同胞享有言论自由权,他们的评论一针见血。他们说,你这个“统一”,全部着眼点仅是国号的“统一”,即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掉“中华民国”,而在统一的核心部位——社会制度上却保留深深的裂口,这种名至实不归的“统一”,不过是假“统一”之名,行矮化之实罢了。统一的“一”字,关键是指一种制度,当然也包括一个国号和一个中央政府。如果“统一”可以是“一国两制”的式的“统一”,那何尝不能是“一国两席”、“一国两府”式的“统一”?而所有这些“统一”,除了徒有虚名,又有多少真正的价值?
    台湾同胞进而提出,“和平统一、一国良制”乃是唯一可取之道。这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国良制”与“一国两制”,哪一个在理,哪一个科学,哪一个有生命力,可说是胜负立判。举世瞩目的东、西德之合二为一,就是“和平统一、一国良制”的一个光辉范例。随着每年成千上万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省亲、观光和经商,他们对“一国良制”的抱持就更坚定、更义无反顾了。
    在我看来,“和平统一、一国良制”合法理、有底气、求真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悖法理,无底气、图虚名,台湾同胞对后者不买帐是很有道理的。而邓小平临死前,也已对亲眼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我深信,中国的统一应当走也只能走“和平统一、一国良制”的道路才会功德圆满。至于什么是良制,台湾同胞最清楚,港澳同胞亦了然,而在中国大陆,恐怕也接近路人皆知了。

香港问题


    要是香港现行的制度不是良制,不比大陆制度优越,那邓小平绝无必要针对香港搞什么“一国两制”。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邓小平移用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订定的“一国两制”之策,实在是出于无奈。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1898年7月1日生效的《展拓港址专条》到1997年7月1日期满失效,邓小平极有可能继续等下去而不采取收回香港的举措。进入80年代,“新界”被强迫租借的国耻,在共产党手里已延续了30多年。随着租期离届满渐近,你再不提收回,你这个口口声声“爱国”的共产党,将如何自圆其说?又如何对历史作出交待?大陆百姓再好糊弄,到了这一步,也决难糊弄,也将站起来说不。于是邓小平别无选择,只能到期让英国人走。英国人亦别无选择,只有抬屁股走人。香港不是马岛。
    1997年7月1日英国人撤走,共产党接管,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是把旧香港“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歌词),在香港搞“共产”,实行社会主义。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这么做的底气和魄力。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已然大白于天下。大陆都在勉力苦撑,难道再去祸害香港?更主要的是,香港同胞固然乐意看到英国人打道回府,但又坚决热爱和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惧怕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敢怒敢言,对社会主义说不。面对如此情势,邓小平要是硬着头皮,通过计划供应自来水的和平方式,愣用所谓“优越的”社会主义去取代“万恶的”资本主义,将会给繁荣、稳定的香港带去一场浩劫,香港将会被折腾得死去活来,面目全非。邓小平明白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01页)。在这个问题上,他终究不想冒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在香港问题上,只能是:英国人走,资本主义不走,是谓人走制不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邓选第三卷,102页);于是,香港将在名义上归属北京政府,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立区之本与立国之本根本冲突和对立,它“特别”得出了格,与内陆部分相比,将依然形同陌路。
    可以认为,今年7月1日之后,香港与内陆实现之“统一”,将是由“一国两制”的无奈之举所带来的貌合神离的表面“统一”。

50年不变及其他


    光说保证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香港同胞肯定放心不下。明确“50年不变”,方使人心稍安。但这样一来,这种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统一”也就将延续50年(姑且认为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还能维持50年;姑且认为共产党将信守对香港的承诺)。
    50年后变不变?
    按照香港基本法,它只保证香港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邓小平说,“50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邓选第三卷,215页)。
    到底什么时候变?邓小平的底线在哪里?
    请看,“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邓选第三卷,219页)。与此同时,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多次重申:大陆主体“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103页),“永远不改变”(345页)。
    由此可知,在邓小平心目中,“一国两制”大体要维持一百年左右,此后再归于一制,当然是他情有独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大陆吃掉港澳,大陆吃掉台湾(如果台湾同意按“一国两制”接受收编的话)。邓的手法是,先“开明地”放香港、澳门、台湾一马,围而不吃,百年之后方食而化之,以成“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之正果。
    由此观之,邓小平未必不明白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制度的道理,只是实用主义心切,先搞一个“一国两制”的权宜之计,凑合一个表面“统一”,以慰功利之心罢了。
    邓小平由“一国两制”再“一国一制”,说得明明白白,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愿者上钩或不得已者上钩。但是我想,邓的谋划多半会落空。
    第一、邓的“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必将继续受挫。邓在世时没戏,邓后亦将没戏。这是因为台湾同胞不愿意,且有能力抗衡。
    第二、不出50年,大陆的社会主义将被资本主义和平地取代。水往低处流,制向高处变。大陆老百姓有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落后的制度让位于先进的制度,顺理成章。
    因此,“一国两制”这一法术最多能在1999年使澳门“回归”,此后将再无作为。
    由于自现在开始的50年内,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保持不变,而大陆的社会主义将变成资本主义,水到渠成,中国将统一于资本主义——一种代表当代世界主流文明,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多元且能自我纠错的社会制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建的最好的制度。统一后的国名,不妨就简洁地定名为中国(CHINA),干干脆脆,一劳永逸。
    1997年5月27日
   注释:
   [1] 不能简单地把香港基本法视作香港宪法,但前者在极大程度上起了后者所能起的作用。
   [2] 一个国家的统一,其制度的统一是基本的、不可忽缺的要件。但有必要指出,制度一致并不是国家统一的充分条件。例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现在都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都坚持独立要当鸡头,而不愿统一充作凤尾。
   [3]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其另一实用主义代表作。“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谁优谁为主;而“社会主义”的硬性规定是不管谁优谁劣,只能以公为主。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和对立。邓小平居然拉郎配,把两者硬扯在一起(邓选第三卷,148页),使其继“一国两制”之后,也成为邓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4] 1949年—1959年十年间,中国内陆事实上实行了“一国两制”,即西藏的农奴制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存异”造成的是表面统一实际分裂的格局。1959年北京派兵赶走达赖喇嘛,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方实现内陆统一。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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