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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宪章》之我见


    近读《和平宪章》,[1]有三点看法愿闻达于世。
    一、《和平宪章》是对中共言禁的一次正面挑战和群体冲击
    众所周知,中共在经济领域允许施行变革,而在政治领域则坚持“三禁”——言禁、报禁、党禁,拒绝多元化民主政治,以确保“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不倒”。这种意愿,从根本上说来,是实现不了的。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行得通。人民对言禁的冲击,虽然空前放肆,但总体上还停留在私下和非正式场合。在公开或正式场合,则一般是打擦边球,或是运用春秋笔法来表示不恭。严格说来,对言禁的正面挑战还廖若晨星,屈指可数:勇敢地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真实感情和见解的许良英、[2]于浩成、[3]丁子霖、[4]蒋培坤、[5];虽还被“剥权”但却无畏地对当局嘻笑怒骂的魏京生;[6]在西安公开出版《东欧:1989——1993》一书的马少华(现被关押于西安公安局看守所西三排一室)。[7]与上述数例个体冲击不同,《和平宪章》的出现,再次有力地向世界昭告了惨遭六四镇压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客观存在,表明了一部分中国人对世界主流文明的认同和决心推动中国和平演变、走历史必然之路的勇气。此外,《和平宪章》活动本身,还有冲击党禁的味道。因此,《和平宪章》活动的历史意义不应低估。它被法新社评为93年中国十大新闻之一,是可以理解的。
    二、《和平宪章》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是极为可取的

    《和平宪章》指出,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民主政治,而从一元化专制制度走向多元化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存在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两种可能性。如果以暴易暴,再去推翻几座大山,则将使中国历史“重蹈近百年来的恶性怪圈”。《和平宪章》鲜明地肯定了和平进行政治变革的历史性选择,摒弃“搅它个天翻地覆”的农民起义现代翻版,将关注的焦点落在政治制度的转型上,这无疑是十分可取的。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得之不易的可贵共识,它将使海内外民运人士中想当“小毛泽东”、再过一把农民造反瘾的人显得更为孤寂。
    三、《和平宪章》之迷误是根本性的
    《和平宪章》的出现十分耀眼,但其误区亦极为突兀。
    它的误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真诚希望大陆能实现和平的政治制度变革,但却提出了一条最不切实际、最无实现可能、最不理性的途径。
    它的失误集中体现在“两个唯一主导”上,即“《和平宪章》极端重视和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导大陆和平地完成从一元化转型到多元化民主政治的主要社会力量”,和“我们坚信,本宪章主张在现政府主导下实现程序化和平变革的精神,不仅符合中国人和大陆政府的最大利益,而且是当代中国唯一理性的抉择。”可以看到,《和平宪章》的迷误不是发生在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步骤”上,而是发生在基本事实的认定和根本的战略抉择上。
    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极端重视和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共及其政府是决不愿意、也决无可能主导大陆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的。我们应当坚信,在现政府主导下实现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是当代中国除以暴易暴之外最不理性、也是最为乌托邦的历史抉择。
    道理并不复杂。从中共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共产与一党专政来看,它是从根本上反对和抵制和平演变的,更遑论由它来主导和平演变了。从中共目前的基本实践来说,它仍然是努力反对和抵制和平演变的(虽然轻易不声张)。至于经济领域的变革,则既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无奈,又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旨。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条底线,不能认为是说说而已。它的确是以此区别于“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变革,并以此对自己的队伍作最后的维系。[8]我认为,在经济领域中,中共及其政府也没有主导经济制度的和平演变。当然,这种吃市场经济之药,救公有制为主体之命的做法,将在客观上产生越来越偏离其宗旨的巨大历史效应,并将不以中共的意志变转移,冲破底线而导向经济制度的质变。但我们据此能说,是中共及其政府在主导着经济制度的和平演变么?我们最多能说,中共万般无奈放出了潘朵拉盒子里的市场经济之魔,结果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地参与了经济制度的前期和平演变过程。
    说得更清楚点,计划经济实在撑不下去了,总得换招。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万万搞不得的,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结构上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前者是私有制为主体,后者是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条若不咬住,哪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哪还有“共产”这个党?但死死咬住这一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是优是劣,坚持公有为主。”而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不管姓公姓私,只能劣的被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8个字中,前面4个与后面4个内在冲突,针尖对麦芒。邓小平喜欢在死胡同里走出路来。[9]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死胡同走不出去。要出去,搞拆迁。把“公有制为主体”这座破落四合院拆除,前面就是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10]不过,胡同里这一段也不算白走。历史地看,共产党是参与了经济制度的前期和平演变进程。虽然它决不认为是。
    现在,我们能期待中共及其政府有诚意再吃民主自由之药,救一党专政之命吗?或者,我们竟能进一步期待,中共及其政府会如《和平宪章》所说,“自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吃民主自由之药,善一党专政之终,来个安乐死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中共为改善一党专政,曾经表现出某些诚意,吃过一点民主药,进行过一些带有实质性意义的政治改革的话,那么,当东欧巨变和前苏联的演变揭穿谜底之后,即提示出任何这一类政治改革将不是改善一党专政,而只会加速其消亡之后,中共就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事实上,谁要在党内重提这个念头,谁就会立遭灭顶之灾。
    此念既消,中共现在是执著于经济改革、政治照旧的既定方针,与金日成、卡斯特罗联手坚拒多元民主之洪水猛兽,硬着头皮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上述方针是中共视为得意之作的拒变、应变之招。而就中共的本质与素质来说,走到这一步,也的确是到头了。怎么能够设想,以中共为代表的这支社会力量,会以人民利益为重,在社会民主进步力量还没有壮大到对其兵临城下的时候,会开启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怎么能够认为,大陆当局居然会有“驾驶历史性变革的宏大气魄”,会从速制定并实施使自己善终的战略措施,从而创造出自己能对此过程加以控制和调节的条件?
    《和平宪章》诚挚地吁请当局“拿出”那样的气魄来。依我看,当局非不拿也,乃没有也。如此,则千呼万唤亦白搭。其实,不要说中共,就是比中共素质稍好的原东欧各执政党,又有哪一个神奇地摆脱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主导了其国家政治制度的和平演变呢?[11]表现最佳的,也就是当社会民主进步力量兵临城下时,赶紧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来个180度大转弯,更名换姓,更弦易辙。这哪是主导?完全是被巨浪卷着走罢了。
    综上所述,中共决不是主导大陆政治制度和平变革的力量,当然更不是所谓“唯一”的主导力量。主导大陆政治制度和平演变的,将是民间和党内的民主进步力量。绝大多数前共产党国家,在民间和党内民主进步力量的主导下,已经先后胜利地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大陆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当然,同样是和平演变,其负面影响各有不同。作为后来者,我们应力求居上,力求将年度变革的负面影响降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这样,作为变革主导力量的一方,就必须坚信自己的理性抉择,头脑清醒地肩负起这一史无前例的任务,拿出驾驭历史性变革的宏大气魄,从诉诸和唤起公民意识入手,从申张和捍卫基本人权做起,从速制定并实施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进而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的战略措施,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活动,有理有利有节地、全方位地创造出使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过程尽可能不失控的基本条件。
    我们对中共及其政府亦有呼吁。呼吁他们对民主进步力量的基本方针来一点新思维。这个基本方针是:不是打倒共产党,而且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不是利用人民夺取政权,而是让人民通过大选来组织政权。呼吁他们在不可抗拒的和平演变浪潮前,不要作困兽犹斗状;对专制控制力度日益减弱的状况作淡化观。呼吁他们抓住最后几年之机会,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上轨。中共及其政府,若能对上述三点呼吁作出善意回应,将可望善终矣。
   
   注释:
   [1]《和平宪章》起草人和首批签字人为:周国强、秦永敏、宋书元、杨 周、刘念春、陈 旅、李 海、钱玉民、沙裕光。签字时间为1993年11月14日。数日后,秦永敏和杨周被当局关押。杨周于12月30日获释,秦永敏被公安机关决定劳动教养2年。
   [2]许良英:《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发表于1993年6月香港出版的文集《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
   [3]于浩成:《论人权及其法律保障》,发表于《北京之春》1993年8月号。
   [4]丁子霖:《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书面发言》,1993年6月17日。
   [5]蒋培坤:《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米歇尔先生的信》,1994年1月6月。
   [6]魏京生:《The Wolf and the Lamb》,纽约时报,1993年11月18日。
   [7]马少华:《东欧:1989——1993》,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149页、158页、172页、181页、190页、195页、204页、241页、311页、321页、344页、372页。
   [9]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
   [10]《也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发表于《北京之春》1993年11月号(发表时漏排了80个字,造成有些地方文句不通)。作者在该文中,以最宽容的理解,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线生机:在坚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前提下,使公有企业成为优者,从而自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格局。当然,作者也同时指出这一奇迹断难出现,并正告中共当局: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不要象四人帮那样,来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市场经济的苗。
   [11]原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时,曾经勇敢地、步履蹒跚地主导过一段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这是一个可贵的不可多得的特例。以中共之素质,乃不能望当年苏共之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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