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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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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思考

(文集作者按:自本篇开始,我将络续放上40多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
    1989年有两项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一件是春夏之交的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血腥镇压;一件是入秋以后东欧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自那以来,随着苏联日益明确而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现代化道路问题就成了十分突出、全球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热点,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写文章;台湾和港、澳的中国人在写文章;旅居国外的学者和学子在写文章。勿庸讳言,中国大陆上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独立思考头脑的人,也在认真审慎地思索、探讨这一课题。可以说,中国的命运将最终取决于大陆上的民众,首先是知识分子、城市居民能否形成清醒、合理的共识,并卓有成效地付诸实践。
    前途问题也就是目标设置问题,途径问题也就是方法步骤问题。六四屠杀使知识分子对一党专政的幻想彻底破灭,因而对中国应当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现代化”的总目标达成了空前的认同。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歧见和论争将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这一前途上。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重新着手研究:

    1、世界文明演化史给予中国的启示
    2、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之路
    3、中国文明史、近代史与中国之路
    4、台湾模式之启示
    5、东欧、苏联巨变考
    6、马克思主义的迷误
    7、中国国情调研
    我们相信,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和尊严,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代价较小、收益较大的道路。本文是对我们的一些初步心得所作的粗线条勾勒,以闻达、求教于有识之士。
    一、中国统治者的昏聩
   
    本世纪60年代,处在与西方隔离、对立状态中的中国,又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发生了严重冲突。由于当时的北朝鲜、北越心向苏联,而南斯拉夫早就是“修正主义急先锋”,于是整个地球上,就剩下了硕果仅存的两盏“社会主义明灯”,一盏是毛泽东的中国,一盏是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据说它们代表了世界文明的希望,维系着世界革命的前途。
    无独有偶。90年代的中国又一次自别于世界主流文明。李鹏等人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尊重东欧和苏联人民的庄严选择,私下里却痛斥苏东巨变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得逞,指陈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更“叛徒”。由于昔日明灯——阿尔巴尼亚已改弦易辙,于是整个地球上,剩下了三盏明灯,一盏是邓小平、陈云等政治寡头的中国,一盏是卡斯特罗的古巴,一盏是金日成的北朝鲜。这三个国家,自称“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希望”,要把社会主义的大旗扛下去。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统治者的这种“明灯”心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世纪前后清朝统治者的颟顸心态。两者都是错误地将落后的、处于衰败之中的文明认作“先进的”,而将更富生命力、更优越的文明当做不可取的“蛮夷之术”。统治者的这种昏馈愚昧,使他们根本把握不了世界大势。清朝的事就不去说了,且看李鹏等人的尴尬和可笑吧:当中国新闻媒介着力赞美东德社会主义的“骄人成就”时,德国人民推倒了柏林墙,义无反顾地统一在更优越的制度之下;当中国官方鲜明地支持齐奥塞斯库作最后挣扎时,罗马尼亚人民果断处决了这个千夫所指的独裁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愚妄,李鹏等人还断言:“谁也没有预见到”东欧巨变。然而,早在88年12月,中国学者金观涛就已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另一大遗产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而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描述的东欧变革态势,更是令人叹服地与实际走向相契合。此外,中国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共产党员何新,不也公开撰文,声称其早在89年5月就预见到东欧巨变了吗?
    大势既明,李鹏等人却又不认帐,说别人的社会主义不灵,中国的灵。中国搞好“治理整顿”,坚持公有制,完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就能救社会主义。
    果真如此吗?
    二、摘下公有制的光环
    昏聩的中国统治者力挺公有制,而我们的任务是:摘下公有制的光环,让人民真正看清其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本质——这在东欧是已经完成的任务,在苏联是接近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则是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事实胜于雄辩。使公有制名誉扫地的正是其70多年的实践。我们完全能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摘除其头上的光环:
    一是其他社会制度下的弊端,它几乎无一幸免。例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丝毫不因公有制的旗号而得以减轻;而它的社会福利措施,其他社会制度下也完全可以实施。
    二是在它的经济成就背后,是极为高昂的人本代价和惊人的资源消耗。
    三是公有制下剥削盛行,按权分配。
    本文仅针对第三条略加论述——因为加在公有制身上最为眩目的光环是所谓消除了“剥削”,实行“按劳分配”。应当承认,这一点在公有制实施之初,的确是颇为惑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工人、农民、官员、军人中,存在大量热情高涨、刻意奉献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犯傻”的人呈指数型衰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发现了社会中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剥削者”——制度内无法根除且越来越多的以权谋私者,按明文规定和约定俗成享受种种特权者,通过后台或关系安排进高档单位的冗员,挂名开支又无需到职干活的人,通过行贿等手段崛起的暴发户……总之,是这样一大群人,寄生于“主人”身上,其主要成分是“公仆”及其血缘、非血缘关系网。
    与此相匹配,公有制社会事实上实行的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权分配。首先,按官本位原则制定的工资制度,下层芸芸众生大体上吃平均主义大锅饭,上层则是官愈大,钱愈多。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少数人在“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名义及种种巧立名目下,又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份额。
    公有制似乎取消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不平等,但是,享有生产资料支配权、使用权的人,照样可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从总体上来说,他们远不如市场经济下的实业家那样深谋远虑,雄心勃勃,锐意进取,而他们在生活的阔绰和腐化上则完全可与资本家中的不肖成员相媲美,而又无须承担后者所必须承担的那样大的责任和风险。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中国大地上,敲响公有制的丧钟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三、市场机制是不可替代的机制
    从马克思那里来的“计划经济”,至今仍被中国的统治者视为法宝,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条根本标志。那么,批判马克思、指出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就是促成中国摆脱并抛弃旧意识形态、实现历史性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已经可以看清,马克思的设想——以计划经济来代替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进入更为合理、更为繁荣的新阶段,不过是十足的空想。
    众所周知,在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下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是一个超复杂的巨系统,而市场在其中起着神奇的整合、组织、推动经济活动的作用。如果取消市场(按马克思的原意,包括取消货币),以中央计划来统制该系统的运行,将首先碰到一个如何及时采集真实经济信息的问题。困难主要还不在于采集手段是否先进,是否高效,而在于没有一种内在机制来保证利益不独立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提供真实的信息。要求他们“对党忠诚”,“为人正派”,远不足以使他们在上报数字中不掺水分。于是,中央计划委员会只能将失真的信息作为原始依据。其次,是否能找到模拟巨系统运行的数学模型,以及是否会有相应的处理手段,也是颇有疑问的,甚至是原则上不可能的。最后,即使我们闯过了数学模拟这一关,也同样没有一种内在的机制,能防止计划人员从若干可能的数学模型中,或从同一模型得出的若干可能方案中,选择最不合理、最不可取的一种。
    历史事实表明,即便在经济生活相对简单得多的落后国家中搞计划经济,除了计划之外,还不得不允许大量公开的、变相的“计划外”作补充。同时,计划人员或头脑发热,或眼高手低,或因利益、人情使计划“倾斜”、“扭曲”,以致造成“有计划的盲目生产”,从而出现周期性的过火——调整——过火的经济危机,乃是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复杂奇妙、变化万千的动态经济系统大简化为一个工厂,或大简化为邮政系统,因而取缔市场、搞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的话,带来的决不是乌托邦的“产品极大丰富”,而是一场真正的浩劫。
    当然,从理论上考察,尚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即在人类可获得的能源、资源日益枯竭以致于经济只能零增长的情况下,或许可考虑实行计划经济。换句话说,它只适用于类似战时经济那样极为简单、并愈益简单化的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如果被强加在日趋繁复、丰富多彩的增长经济活动中,其负面作用将使经济陷于绝境。
    综上所述,只要人类有办法找到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能源、资源,同时又有能力搞好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将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绝妙机制。因此,实行计划经济的“现实社会主义”是即将被人类完全抛弃的东西,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人类永不与之有缘的东西。
    四、新生产力的代表
    本节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讨论后工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进一步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在前一社会阶段中孕育出来的。就是说,奴隶主阶级产生于原始社会,地主阶级产生于奴隶社会,资产阶级产生于封建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新的生产力代表将不再象先前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那样另行崛起,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统统送入历史的博物馆,并开创人类社会的另一新阶段。马克思认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由它来埋葬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逐步走向无国家、无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论断很成问题。这么说是基于两大历史事实。一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业工人,无论从量上和质上都与马克思的断言大相径庭,根本不堪承受新生产力代表的重负。二是科技进步在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上已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力——以高科技投入为主来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生活质量的生产力,将取代以资本品投入为主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工业文明生产力。明乎此,则新生产力的代表应当是新型知识分子与新型企业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继续奉行变无产阶级为中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施行以社会竞争和合作来取代社会对抗的大政方略,推动社会朝着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较完美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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