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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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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自由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采访录
    江棋生
   

    在我出狱5天之后的2003年5月22日,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专访。我当时的想法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挑战“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恶法。2005年11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专访内容整理成文。2006年7月,我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订正和润色,并首发于《独立中文网站》。
   谷: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在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与你们在空中相会了,我是谷季柔。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于今年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他在1999年参加了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后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博士生,因为担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常委而被关进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经常公开发表传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不同的声音》曾经在1997年对江棋生先生进行了专访,在与他的对谈中,我和听众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强权之下他开朗、豁达的心态。那么1999年再次入狱,是否使他的价值观,使他的心志有所改变呢?如今他重获自由,我们请他谈谈他的狱中经历和个人感受,现在就请听江棋生先生不同的声音。
   谷:江棋生先生,我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采访你了。你才刚刚获释有几天?
   江:5天。
   谷:才5天啊!能不能先请你说一下这5天的情况?
   江:5天中就是忙,很忙。各地的朋友通过电话问候我和我的家人,我也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的岳父母,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平均下来,一天要花6、7小时呆在电话机旁,说得夸张一点,真是比坐牢还累,但心情是绝对的好。
   谷:你的获释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台里的同事心情也特别的好。你这一次是被监禁了4年,是吗?
   江:整整4年。
   谷:这次比上次天安门事件后坐牢坐得更久?
   江:上次是1年零5个月。
   谷:啊,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事情只坐了1年半牢。那么这次,怎么坐了整整4年?比较这两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江:应当说上一次坐牢,我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一次我对坐这个牢,思想准备是比较足的。上一次他们并没有判我刑,而这一次我经历了全过程,先后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打交道,最后经过一审、二审,进入监狱,完整地度过了这么4年的刑期。心态方面,我想大概差不多,是一种不想坐牢,尤其不想往里撞的心态;但是,如果轮到我了,如果非要强加于我,则我不逃不躲,坐就坐呗。
   谷:1989年时,你是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被关的?
   江: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作自我检查,尤其不愿意揭发别人。是这么两个原因,他们非要把我投入监狱。
   谷:而且那是充满神秘和恐惧的秦城监狱。
   江:秦城监狱是中国的第一监狱嘛。
   谷:还不是容易进去的呢。
   江:不太容易。
   谷:那这次你只不过是因为参加了纪念活动,纪念六四10周年,结果居然被判了4年刑。判刑的轻重,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江: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真话。但是说真话也不是一定会被关进去,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的各个地方,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真话,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的话,那么把全中国的学校都变成监狱也关不下啊!然而,为什么我说了真话就惹祸上身了呢?我跟那些说真话的中国人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之处在于,我偏偏说些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说到他的痛处了,那么官方就难受了。难受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胆量大一点儿,跟国际稍稍接点轨,承认言者无罪嘛。你不能光是经济上接轨啊,是不是?人权上也要接轨呀,人性上要接轨啊。而且,我这个纪念六四的倡议是很通情达理的,我只是叫大伙儿呆在屋里,点一根蜡烛,默默地悼念一下。我是充分体谅民众的心理和当局的容忍度的。结果当局还是不行,理念上过不了坎,雅量、胆量也都差劲,于是就抓我、判我了。那么,我为什么被判了4年呢?按说我做的事,跟1989年做的事相比,应该是小得多。但1999年时,像我这样的人,相对来说又少得多。这么一比较呢,他们就不能容忍了。而且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很有点幼稚,政治上不怎么样。我当时还这么想,这儿还有些比我更激进,不仅冲击言禁而且冲击党禁即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当局也没有下手抓。我心想,当局要恨,也一下子恨不到我头上来。我还有这样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当然,我不会躲,也不会逃。你非要记恨我,我就认了;说真话是我的底线,为了痛痛快快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再坐一回牢,我也认了,这个牢我还能坐得起吧,就是这样。
   谷:那你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这四年牢狱中的情形?
   江:四年是这样度过的。将近有两年,我被关在北京市看守所里头。这两年中间,我跟家人不能见面,跟外界无法接触(除了后来我见了律师),也不能向外写信,整个就被密封在看守所里头。这个北京市看守所也叫七处,我是在1999年5月19号被关进去的。到2001年3月30号,我从看守所转到了遣送处那个地方,呆了50多天。最后在2001年5月22号,我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一直呆到2003年5月17日。这四年就这么分成三段,到了三个地方。自到遣送处和第二监狱后,由于判决已经完成,每个月章虹就能来看望我一次,我每个月也能向外发一封信,于是就有了跟家人、外界这么一条窄窄的沟通渠道,一条完全透明、不能有半点隐私的沟通渠道。
   谷:你在牢狱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有没有受到虐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江: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在政府嘴里,是不承认你是什么政治犯、良心犯的。他冠冕堂皇地说他从不搞政治迫害,全是法院按《刑法》判的。这样,在看守所里,就全是犯罪嫌疑人;判完以后,就全是刑事犯。但事实上,在内部掌握的条例上,当局把我们这种人决不会当一般刑事犯看待。官司打完后,他叫我们是特管犯,也就是要施以特别管理的犯人;从条例上看,各方面都明显的更为苛严。要说虐待,要说不公平的待遇,应该这么去看。但我不能说,他在条例之外再故意额外地虐待我,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谷:你具体地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形。
   江:这么跟你说吧,就人身自由被剥夺而言,我跟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刑事犯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被剥夺了。但由于我是特管犯,对我就监管得更严厉。比如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我被规定一般不准走出监区,我的通信、书籍受到特别仔细的检查,我所在的监室经常被放大定格在监控器屏幕上,狱方还暗中指定刑事犯为我写“起居注”,每个月按最低标准购买日用品和副食品,更不能与家属在接见日进监狱餐厅共进午餐。此外,我家里送来的球鞋也被扣下不给我。狱警对我说,不是“担心你越狱,而是按规定不能给你这个待遇”。因此我在打乒乓球或打篮球时,都只能问刑事犯们借球鞋穿。不过,和一般的刑事犯或刑事犯罪嫌疑人相比,我也有比他们更自在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市看守所里,我与其他人就有这么一个重要区别:他们一进去还得服从两条额外的规定,一条是你走出监号被提审或被管教找去谈话时,必须双手抱头,不得抬头。第二条是要背诵《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对这两条,我是从不理睬的。
   谷:你是不理他们,还是他们不这么要求你?
   江:他们要求我,但我就是不理他们,还据理反驳——我说我不仅无罪,而且无错,抱什么头!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自侮,我必须捍卫自己的人格。
   谷:他们不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江:我看他们底气不足,于法无据,于理无凭,对我也就没什么招。我对他们说,这个《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是有罪推定的产物,是你们十好几年以前就搞的一套东西。现在不是不搞有罪推定了么,你们怎么仍搞这一套呢?他们无言以对。
   谷:你用你的理念坚强抵抗,他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江:的确没什么辙。按理说,这两条他们都应该取消。就是说,你要人家抱什么头呀!犯罪嫌疑人嘛,头可以抬着嘛,对不对?人身自由失去了,抬头的自由都没有了?!以前人们常常批评共产党的“左”或“极左”,其实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对人的自由的不尊重、不买账。
   谷:你说得好!那么判了刑以后,还要那些人抱头吗?
   江:判刑以后他们也好过不了,因为成犯人了嘛。而且,他们一般自己都认罪;这样,被发送到遣送处后,就更要抱头了。而我根本不抱,我从来都不抱,也从来不认罪。我在法庭上说得很清楚,我根本无罪,是迫害我的人有罪。
   谷:而且你自始自终在坚持着这样的理念。
   江:从被抓的当天,一直到走上法庭,我自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无罪,是抓我的人有罪。他们其实也用不着来问我,一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不认罪。而且他们一看我,就知道没法跟我谈。他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但在道理上,在道义上,他们都是亏欠的。他们的确说不过我,他们没道理嘛!
   谷:那你就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在法庭上的情形,说说你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
   江:在法庭上较量,我是后发制人,但我胸有成竹,坚信战胜迫害者是毫无问题的。我在刚刚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对预审员说,你们搞的就是文字狱。清朝搞文字狱,现在过去100多年了,说是走向共和了,你们还搞文字狱。他们弄来弄去到11月1号开庭,结果表明,显然不是作为控方的检察院在控告我,应该说是我反过来在审他们。你们看我的辩护词和律师的辩护词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我在法庭上很平静、很坚定地陈述我的东西,而检察官李磊森读起诉书的时候,有气无力,匆匆了事。读完后,他也没什么话可说。而莫少平律师呢,则是清晰洪亮、中气十足地表达了他的辩护意见——整个开庭过程完全是一种倒过来的审判。应当说,检察官和法官事先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当时找了一个很小的法庭,还把旁听席上的椅子大部拿走,只剩下4把,以便让历史见证人越少越好。章虹进去前,他们已经安排3个穿便衣的人坐在那里了。开庭那天,章虹一大早就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领旁听证的窗口,她排在第一个。当他们知道她要旁听我的案子时,就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旁听证已经发完了。章虹一听就火了,大声地对他们说:“我是第一个,你们发给谁了?我旁听江棋生的案子就不行?!”他们一看这人利害,虽然显得娇弱,但很有正气,他们慌了,忙问:“你是谁呀?”“我是他妻子,难道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旁听证是发完了,但我可以和审判长联系。”后来没辙,是书记员出来把章虹带进去的。如果我进去没有见到章虹,我是根本不会理睬他们的,我就会退出法庭。当局可以处心积虑地阻住任何别的亲朋好友,但为了使“公开审理”的幌子不至落个底儿掉,就只能让她进去;也因此,后来才出现了我作最后陈述时,章虹起来鼓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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