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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国流亡到佛国--西藏诗人东赛访谈录

从佛国流亡到佛国 井蛙
   ―――诗人东赛访谈录
   
   东赛,西藏著名诗人。出生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唐乃亥乡民族村(原系多麦航阿拉尔迪部落)。现流亡古老佛国――印度。曾为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问题研究中心特邀"藏中边界史"研究员。现在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达兰萨拉研究员。感谢东赛接受我的采访。时间2006年2月12日。地点:加州-德兰萨拉。

   以下井蛙简称井,东赛简称东。
   井:很感谢您终于走进我的视野。我一直以为安乐业与东赛是两个人。前者是一个老诗人,而后者是一个年轻诗人。所以,您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在此要感谢佛。我想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写诗在您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怎样的特殊符号?
   东:我不小啊! 已经超过了七十岁的一半。 不用感谢佛, 因为,佛是我们自己,佛祖不是说“觉悟了的人是佛,没有觉悟了的佛是人吗?”应当感谢我们自己。当然, 我非常感谢您走进了我的视野,有一种墙头撞见的感觉。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89年,好像标题为《希望》,确切地说我是一名希望的俘虏。我为希望而记录, 记录一种人人想说,不敢说或无法说出来的感觉和挣扎。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些,但是,我认为诗不应该有国界,有世纪,分阶级,分体裁,也不该有固定的手法。创作手法方面的所谓“主义”、“流派”等等,其实是按照人们所希望的样子,通过理想化的描写来表现一定的社会心态和情感世界罢了。
   井: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都走上一条失去母语世界的不归路。但是,我认为您是从一个佛国流亡到另一个佛国。您这样认为吗?当然,这个佛国更古老一点,古老意味着您在它身上能感受到多一点的沧桑和您自身能体会到被流放的伤痛。是这样吗?
   东:对! 我们走上了一条失去母语世界的不归路。失去母语意味着被流放。这本身是环境逼迫下产生的词语。不过,逼迫又能够促使你成熟。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能去衡量其内在的轻重了。印度的确是个古老的国家,她有许多优点,也不是没有缺点。 西藏本身也如此。只要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按着轻重来看待或去衡量该纠正以及该发扬的地方。
   井:我一直都渴望到德兰萨拉去,一来我想完成一个诗人的好奇。再则,就是完成一个诗人寻求精神家园的终极答案。我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不完全由于政治原因导致我失去以上所说的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情怀。但是,我想知道,德兰萨拉对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是被您认可的故乡吗?抑或是它仍然是一个第二国度,与井蛙的加州一样的含义?
   东:我的第一感觉是井蛙在加州一样的含义。不过, 这里有许多值得考察的地方。比如,西藏流亡政府和印度政府和睦相处的经验,各色人种络绎不绝的奥秘, 西方女人找寻西藏或东方男人的内幕,深造佛学,学习藏语,探讨西藏问题等等。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名人到了达兰萨拉,与其它人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达兰萨拉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的环境。去年一个朋友对我开玩笑地说,“达兰萨拉是个把名人变成一般人,一般人变成名人的地方。”
   井:哦?她是一个能把一般人变成名人的地方?那就更吸引人了。(一笑)
   东:是啊! 只因为吸引人,几乎五湖四海的人都跑到达兰萨拉寻找路基,也包括藏人。 这
   里你找不到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不管是实的还是虚的,各个都是政文精通的人物。呈现出一幅“群龙攀登喜玛拉雅,在高也得跨越不可”的画面。从诗的角度看, 虽然属于一幅无声的画,但至今谁也没有画出来而已。
   井: 您对西藏的未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您认为藏人的未来应该走向西方形式还是保留原有的宗教形式?或者有更好的期待?
   东: 我对西藏的未来充满希望,也许是幻想。我对西藏境内的网友说过,“民主没有国界,也没有固定的模式,顺应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佳途径。至少现今如此。当然,所谓的“模式”一词,首先要看是谁制定的,也就是'人民自己投票决定'的,还是借用“人民的名义”统治阶级制定的。如是后者,我们必须要警惕,因为,那不一定是保护人们权利的“模式”,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少数服从多数也必定是个不失去少数利益的一个环节。这是其一。另一方面,虽然人民自己投票制定的一种“模式”,也可以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有时侯一提及民主马上就使人联想到西方或美国的模式呢?”
   这应该是不良宣传做成的。
   井:您从1993-1997在监牢里度过,我作为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比较关心您在狱中的一些情况。请您简要谈谈诗人的狱中生活?监狱里的狱卒是否都是藏人?是否犯人管制犯人的形式?也就是刑事犯管制政治犯?
   东:一日两餐,每次一个馒头, 放风两次, 一次十分钟, 这就是我所度过的监狱生活。如果我心中没有希望的话,早就疯了。
   这里“希望”帮了我忙,记她一功吧。监狱里的狱卒多数为中国人, 也有一两个蒙古人。 因为,海西是个所谓“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监狱是一个狱卒管制犯人的形式。另外,请参考我的中译版狱中诗集《雪被燃烧的夜晚》:
   这部狱中诗集完成于1993年5月10日至1997年11月14日之间。在此期间,我先后被青海省国家安全局秘密转移羁押于乐都县、平安县和德令哈市等地的看守所和监狱。
   这是一部用油笔芯子和烟盒纸上所写成的狱中感受和应事所激发的(心路历程)灵感。虽然当时冒着皮肉之苦和重刑临头的危险,但是,我幸运地在监狱难友们(包括汉、蒙、回等)的庇护和帮助下,逃过了那场人为的迫害灾难。时至今日,我为他(她)们的真诚与诚恳而感动。同时,在我的亲身体验中,我领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往来能够创造奇迹。依我之见,这是人生之路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在充满压力和暴虐横行的环境下完成这本诗集。从这个角度看,这部集子应该有其独具特色和超越之处。但是,我不知道她的灵魂是否建构于“人人心里皆有,笔下全无”的诗魂之上。因为,诗需要采用这种手法来提高其艺术及内在含量的效果。当然,为正常生存延续而挣扎是烘托此集文气与笔者心志的重要介质。也许,这正是在那种政治灾难下正在消失而又永无消失的情感流露之一撇。若是这样,应该说我没有白费自己所经历的那段时光。
   虽然这是个触及人间与接近地狱的黑色地带,身为“人”并为其尊严和自由而受苦,那是一种精神的挑战。反而,能获取更多的世界的多面体──这个多面体既是丰富多彩也是黑暗吃人的大世界。
   此时此刻,虽然已把握机遇沿着先辈对诗无国界、无时空、无阶级、也无固定手法之后尘迈进了步伐,尽管如此,最终还需经过读者来咀嚼。这是最公平、最合理、最严峻的一场考虑,如此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不知读者是否与我同感?我还是执着于这种诗歌创作和
   艺术效果及其依靠西藏传统文化之审美趣味。不然,难以品尝其味!
   持着“分裂国家罪”的释放证明书,于1999年3月21日我到达尼泊尔首都驻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和印北达兰萨拉后,我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接待和关注。
   此部集子是在著名学者兼前内阁噶伦丹增华白尔和格德法王、多麦议员霍苍晋美等的推荐,及著名诗人兼时局评论员吉姆措(Chakmo Tso)女士(现居美国)和诺布尔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藏学研究所前研究员金巴达杰先生(现居美国)的编辑下,于同年12月29日藏文版《狱中诗集》由时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索南多加主持首发仪式,并高度赞扬笔者的勇气以及此部集子的历史意义。对于一名普通的流亡藏人而言,这是莫大的鼓励和最高的礼遇。当时的心情用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当藏文版问世后,一方面:此部诗集得到了《西藏之页》(网络)主编桑杰加先生为主的很多西藏年轻学者和读者的赞誉和评论。有人甚至说它弥补了西藏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即西藏历史上第一部狱中诗集)。
   井:能否请您谈谈您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经过?这是一个诗人最赋神秘色彩的经历。当然,我不是在赞美这种神秘色彩,而是要向对不了解西藏文化或者不了解这种经历的许多读者展示,一个人为了自由,为了信念所付出的巨大艰辛。而这种艰辛最坏的可能,就是在流亡的途中失去生命。
   东:至于我流亡的路途, 1999年2月21日从拉萨起程,然后到达日喀则。我们去了扎什伦布寺,那里有我母校名誉校长(即十世班禅喇嘛)的灵塔。这是我第一次去拜见校长的灵塔,也是按着藏人的传统告别仪式,代表着忏悔,以及表达我可能回不来的命运。当时,我比较难过,因此,我开始为一首诗“写在名誉校长灵塔前”打草稿,一直到达海拔七千米左右的喜玛拉雅山脉才定稿。
   一路上经过了很多河流和山丘, 黑夜里的雪山使我几乎寸步难行,但我还得绕过边防部队的视野。 我想起小时候,外祖母(我是生下七天之后起,外祖母和姨娘抚养长大的)处听过“雪人”的故事。 依据回忆, “雪人”分男女两类, 同性相杀, 异性相吸。 当时,我在默默祈祷,假如遇上“雪人”,是个异性, 这样就有逃跑的机会。 但是, 什么也没遇上。
   难忘的一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肩膀上都背着几十斤重的食物,其中,干肉和炒面(即糌粑)最多。跨越雪山时, 踏几步吃一口糌粑,这样能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从此,我对糌粑有了刮目相看的认识。总之, 这是一场跨越地平线的长征,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例。 这个长征的最终目的还是找寻自由, 源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从未中断过,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对此,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井:当有读者朋友问我,你们为何要与政治对抗?我回答,当文化被政治侵犯了,我必须以我的名义去捍卫它。因为文化永远高于政治,而我所关心的是人权问题,人权也永远高于主权。您认同我的观点吗?
   东: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我们是否五百年前一家人?
   井:我想,很多人都希望知道,您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看法?我很喜欢他那孩童般天真的笑声。您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到他吗?他的日常生活您了解多少?
   东:达赖喇嘛给了我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是一位经验与知识都超群的伟人。虽然有些后天因素,但他身上能够体会到西藏教育最成功的顶峰境界。当然,达赖喇嘛面临的最大困难莫过于:他越说他是人,人们越把他捧为神仙。从这个意义上讲,恐怕人类还一时无法脱离人神并流的意识形态或社会需求。另外,我是至今唯一没有拜见达赖喇嘛的西藏前政治犯,因为,他非常忙,每夜仅仅睡四个小时,我又没有可让他参考的思路或想法,也不想仅仅向他讲述我的监狱生活。我总觉得浪费达赖喇嘛的时间不太好。 当然,我在西藏流亡政府工作时,达赖喇嘛经常阅读我的藏文作品和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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