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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宗教信仰权利是基督徒的本分

   
   徐永海
   
   2001年,鞍山李宝芝的家庭教会被当地公安人员说成是邪教,弟兄姊妹被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后来三个弟兄姊妹被劳动教养,在牢里弟兄姊妹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在牢外他们家人也忍受着各种痛苦,惦记着亲人在牢里是否在挨饿,是否在挨打。弟兄姊妹坐牢了,失去了收入,家人还要拿钱为他们请律师,生活一下子进入了赤贫,这些痛苦,外人不能体会。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被罚款,一罚就是4000、5000元,我们弟兄姊妹工作一年的收入也就这么多。被罚款后,生活陷入了绝境,有病的不能再看病了,子女要上大学的,只能放弃了上学。

   鞍山的弟兄姊妹在网上看到过我写的见证,他们托北京郊区的弟兄姊妹找到我,向我诉说了他们的痛苦。我们弟兄姊妹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我们是左手,他们是右手,他们右手受伤,我们左手也痛。鞍山的弟兄姊妹们希望我帮助他们。我因为工作忙,请不下假来,我请刘凤钢弟兄代替我去鞍山,看望那里的弟兄姊妹,参加李宝芝的上诉的旁听,我给了刘凤钢1000元钱。
   虽然我也知道,我帮助了他们,我也将面临着牢狱苦难。可是如果我说:“我没有时间去鞍山,我也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来让刘凤钢去鞍山,我只能为你们祷告,不能具体地帮助你们。”当时我确实经济困难,6个月后我结婚,结婚确实要花不少的钱,1000元钱当时是我一个月的收入。如是那么,我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到主审判的时候,我就不能面对主,面对众弟兄姊妹。
   刘凤钢回京后,我将刘凤钢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发给一些弟兄姊妹,后来此文被刊登在《生命季刊》上,我同时还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寄给我的老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也是基督徒。
   2003年夏天,刘凤钢对我说,他去了浙江,由于“三自“教会内某些假信徒的污蔑,那里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受到逼迫,弟兄姊妹用于聚会的房屋被炸,被拆毁,一些弟兄姊妹被办学习班。刘凤钢给我看了他写的《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我给做了修改。
   2003年10月2日,我见到了刘凤钢带来的浙江弟兄,这位弟兄就是一位家庭聚会的传道人,他家用于聚会的房子就被拆毁。他向我诉说了他们的遭遇,这时,我再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左手受伤,右手也痛。如果我只说:“我只能为你们祷告,但不能具体地帮助你们。”我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对这个弟兄说:“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我们宗教信仰的权利,你把材料准备好,来北京,我们一起找律师,找媒体,上访,打官司,使那些拆毁房子(教堂)的人不敢再任意侵害我们的宗教信仰权利。”可是还没几天,刘凤钢就被抓了,后来我就被抓了。
   我们被抓后,因为《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和另一篇文章《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福音被警察盘查的经过》在海外发表,我们被判有期徒刑,刘凤钢3年,我2年,另一个弟兄张胜其1年。
   《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被发表后,很多海内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那些打人的警察,指责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使得他们不敢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说,这类事情就有可能变本加厉地、不断地出现。
   《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被发表,接着我们又为此坐牢,海内外都知道了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堂被拆毁这件事。这样教堂被拆毁的事情就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如果我们不说,这类事情就有可能变本加厉地、不断地出现,成为规模地出现,我们家庭教会就将会受到重大损失。我出狱后得知那些被拆毁的教堂又被弟兄姊妹恢复了,并且比以前还要好。我听了,真高兴,我们的苦难没有白受。
   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益,维护基督徒的宗教权益,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并先后几次坐牢,弟兄姊妹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祷告。1997年,我被劳动教养出来的当天,袁相忱牧师的妻子梁惠珍老姊妹,一个当年近80岁的老人,走很远的路来到我家来看望我,并给我带来营养品和经济上的帮助。这次出狱后,我看望了主的好使女梁惠珍老姊妹,老姊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身体不好,近来又摔了,行走困难,不能去看你,但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在我离开时,一定要我接受她给的经济帮助,不许我推辞。
   在我坐牢期间,袁相忱牧师奉主恩召,回到天家。袁相忱牧师在世期间,身患重病的他还时常为我们祷告。在廖亦武写的《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中就写到:“我父亲(袁相忱牧师)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徐永海
   2006年5月31日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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