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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廖亦武
     
    采访缘起

     
    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1998年7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广路2条4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三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么说。2004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娜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49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年2月25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86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2月28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会了台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XX,商讨了几样现场访问的方案。温XX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于是在28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进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1门吗?有一位90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温XX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剥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可现实中的袁氏夫妇却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xx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象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三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的镜头冲着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xx:“你呢?”
     
    温xx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xx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xx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xx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xx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酥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象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东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3月2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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