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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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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金波先生被捕的几点质疑
·天上星星一点点──一组没寄出的贺年卡
·兄弟,你们去吧!
·缺席后的出席──关于申奥的几句话
·岂有文章乱天下──呼吁释放因言获罪的牟传珩先生
·法律到哪里止步?──关于“撞了白撞”的法理思考
·若望不能忘──悼王老若望
○2001~2002○
重涉旧尘
·我的一九八一
·一创刊就终刊的《人》
●2002●
·警匪一家:张铭山小吃店遭劫
·从查禁“口袋书”想到中国人的精神
·劣质焦炭与三个代表
·封堵两亿手机 违宪不商量——浅析与天下万众为敌的手机实名制
·反贪均富,还财于民
·谁敢动我的奶酪?(诗三首)
·李昌平说法实录
·返本归真解放中国──我读李昌平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一些思考──献给杨建利先生
·号角为谁吹响?──写给《切.格瓦拉》上演两周年
·贺《民主论坛》创刊四周年
·反贪是个纲,纲举目张
·最热的天吃最甜的西瓜
·牟传珩、燕鹏颠覆国家政权案在青岛开庭──因言获罪.因网获罪
·《民主论坛》为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愤怒的葡萄
·用旧报纸擦屁股易患口号癌
●2003●
小康风景线
·公正是现代社会的第一要义
·关于李海仓现象的几点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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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汤戈旦:在时代的坐标上──纪念汤戈旦逝世十周年
·行路难:谁剥夺了我们的行路权?
·俄国十月革命是对斯托雷平反动的反动──斯托雷平反动与中国改革(上)
·“六.四”之后中国改革的基本走势──斯托雷平反动与中国改革(下)
·谁是大英雄──布什、萨达姆、秦始皇、张艺谋?
·与《民主论坛》同行──纪念《民主论坛》《民主通讯》创刊五周年并兼写给王金波先生
·关于“沦陷区”的说话问题──有感于香港大游行和和余杰获万人杰奖
·世象杂说:狗恶酒酸“酸”几许?
·好誓言与好制度──有感于官员上任宣誓程序出台
·对《宪法.序言》几个细节的点评
·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实质是“劣币驱逐良币”
·写在何德普先生开庭前夕
·感受罗永忠
·“牛奶美人”与“荔枝美人”
●2004●
·山东异议人士王金波身体虚弱家属要求保外就医
·山东著名民运人士燕鹏成功渡海投奔台湾海岛
·名目亮眼的网络刊物《民主通讯》和《民主论坛》
·为燕鹏获准赴美干杯!
·“九一一”我遭遇“恐怖”袭击
·文化稽查与“恐怖”袭击
·我们推荐王金波
·妞妞事件昭示了什么?
·从长春半导体厂改制看国企改革的罪恶(上)
·从长春半导体厂改制看国企改革的罪恶(下)
●2005●
·关于文化专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乱侃
·向赵紫阳三鞠躬
·制度缺失下贪官们的若干保护伞
·世象短喻(三则)
·王金波在山东第一监狱沓无音信生死不明 紧急呼吁海内外同仁关注王金波先生在狱中状况
·济南监狱置若罔闻依旧不许王金波父子见面
·补充签名和简单说明
·祸不单行,王金波母亲又遇车祸
·医患矛盾的实质是医疗产业化
·谁扛着中国文化的正红旗?──关于文化困境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乱侃
·在《改善政治犯良心犯关押状况的呼吁》上的签名
·自律、狗律、他律
·我思
·试论中国社会的新法西斯主义——对刘亚洲《信念与道德》批判的再批判
·陈延忠先生的政治交代
·1998年的政治生态──写在中国民主党组党七周年之际
·任意车边的土皇帝──也给东海一枭敲敲警钟
·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朋友──关于张林的一点政治学比较
·陈延忠先生病逝
·监狱:中国人权的盲区──陈增祥出狱后念起维权经
·海内外异议人士就燕鹏在台尴尬处境致台湾政府的公开信
·呼吁紧急关注山东邹城任自元事件签名
·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由一桩小案例惹起的反思
·寂寞兰栾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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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欲望脖子上的项链
·钱有多大?
·两个灵魂
·中国伦理学 之一
·中国伦理学 之二
·春晖汤 吃人——历史和现实的一些论证
·新生活——关于吃人的合理性的一些例证
·九岁女孩
○2005~2008○
砚边余墨
·砚边余墨──随笔
·砚边余墨(二题):自由的深度和层次
·砚边余墨(杂文四题)
●2006●
谈张五常该不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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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

   

姜福祯

   说是重提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就想写一篇叫作《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的文章,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人提出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特别提出贪污腐败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市场问题,是位置问题。况且,少用死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我看了很恼火,但要理清问题需要界定一些法律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写明白的,于是搁置了下来。

   当时我的思路最便捷的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同样一贪成功也是万骨枯(巨贪)、千骨枯(大贪),要说明这个问题简单一些,但也需要实例。“万骨枯、千骨枯”是被侵害的客体,明知会造成这种结果是主观恶性,被危害的芸芸众生是“不特定的多数”,于法理这都是些罪恶重大的构成要素呀!都是可以比照人大常委会相关经济犯罪《决定》论罪的,怎么就该慎用死刑和慎用重刑了呢?

   更好笑的是所谓“市场问题““制度问题”都成了借口,那么因为制度设计和改革路经造成的铤而走险的刑事犯罪,逼良为娼的卖淫犯罪为什么被屡屡处以极刑呢?难道真要提倡“窃钩者诛”,真要实践"刑不上大夫”(巨贪、大贪)?

   就这样想来思去,但一直没有行文。最近在人民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正所谓:

   相见略同。

   文章题目是:一个“经济罪犯”可能诱发百个刑事犯罪,应该十恶不赦——也来谈谈“可杀可不杀”的问题

   文章由最近首席大法官对死刑问题的所谓““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的质疑开始,层层剥笋:

   第一个层次是对“可”和“不可”的追问:“所谓“可杀不可杀”,我琢磨着应该是那种于法当诛,于情可恕的案例。也就是那种虽然违背法律,但社会影响不是太恶劣,没有引起较大的民愤,老百姓甚至对案犯抱有同情心,这样的案例可能就是大法官所谓的“可杀可不杀”吧?”

   第二个层次是一个实证模型,也就是经济犯罪的“生态链”:

   1\“现在我先来假设一个案例:比如某国营大型企业老总,利用手中的经济权力,掏空了国有企业,造成国家损失1亿,自己获利100万。造成1万工人下岗。

   2\假如这1万个下岗工人有90%重新找到了工作,管他是做什么,开出租、当保姆、扫大街、卖百货,只要有人雇佣有事做,就算重新上岗了,这样的再就业率,估计地方官会吹上天的。

   3\还有10%的人是彻底的下了岗,也就是说有1000人是彻底被抛给了社会。我们再假设这1千人中,大多数胆子都很小,不敢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只敢摆摆地摊、躲躲城管,假设比例还是90%吧。

   4\剩下的另外那10%可就都是刁民了,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成天打麻将赌博寻衅挑事、成立什么收债公司、帮人看场子什么的。这些人数有多少呢?1000的百分之十就是100人。

   5\这一百人假如分散在50个地方进出活动,那么每一个地方起码也得有两三个警察被牵制在那里,如果没有正规警察,可能也需要什么联防治安队的人员,那需要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这100人消耗的国家治安力量要大于100人,有可能是200甚至更多的警力。

   6\地方政府为了“加强治安、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只能从地方财政上拨款来养这些额外的警力,平均每个警力只需要2万的开支吧,那么每年在治安上就必须多开支400万。

   7\如果地方财政紧张,不能提供这笔开支,但社会治安又是一个关键的政绩指标,所以必须搞好,所以就放纵这些治安员们自己“想办法”吧。

   8假设治安员还是很守规矩,规规矩矩的只“自筹”了400万元经费,那么这400万的来源也只能是老百姓。

   8\问题就在这里出来啦,老百姓为了不要被100个刁民勒索,所以“请求”政府加强警力。但政府无力添加额外的经费,所以老百姓得自己出400万来供给这200治安联防管理队;但如果老百姓接受“刁民”们的勒索,可能只需要付出200万的费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老百姓可能宁愿接受“刁民”勒索,而不愿意接受地方政府的管制。政府怎么失去执政能力的?"

   到这里为止作者是宏观上算帐,主要算得“刁民帐”;我想在微观上补充一点,算算“良民帐”。

   假设一万个人之中有一千人次没有办法筹集孩子的大学学费;一千人次没有能力不大进医院看病;一千人次因为下岗不能考虑买房子和换大房子;一千人次因为经济困难丧失日常消费能力;一千人次因为生活水准太低和夫妻一方“太无能”导致家庭破裂;一千人次因为家庭问题导致父母孩子疏离和问题少年;一千人次因为贫困与父母兄弟争夺房屋和财产或者向亲友借钱不还。这些假设还是良性的,就不要说有少人人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自闭等等。

   实际上目前中国的贪官之恶劣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据说朱镕基对此早就有有比较实际的认识,但是他空有一腔豪情,在党的“一元化”铁拳下,他为贪官准备的99口棺材和为自己准备的1口棺材都没有派上用场,相反江朱治下贪官十分嚣张,不要说进棺材,就是进监狱的都很少,大部分都缓刑和纪律处分。但是朱镕基对贪官“杀无赦”的主张无疑是最有效的主张。毛泽东时代对贪官的处置是1万元就杀头,(因为当时一万元对民生的危害已经很大了)决不姑息,就是贪官李真本人最后开出的反贪良策也是杀无赦 。

   鉴于上述理由我很想大声棒喝: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

   2006年11月18日于青岛

自由圣火11/1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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