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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第五集文章

傳記類工具書的鴻篇巨制

   ——介紹胡健國著《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

   時間含混是國人修史之通病

   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傳記資料浩如煙海,光是從《史記》《漢書》到《新元史》《清史稿》共廿六史,總計四O四二卷,五八OO萬字,但平心而論,傳記文學並不發達,其最大缺點在不重視時間觀念。前人寫傳,多文史不分,甚至文勝於史,時間含混籠統,傳主之生卒年月,時見漏書,或竟全傳毫無任何時間記載;傳主在世年代僅能据相關資料約略推估,故生卒確期無從得知,這正如台北《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先生所述「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者,沒有時間資料或缺乏時間的可信度,以至無法動筆」。

   以民初趙爾巽纂修之《清史稿》為例,帝王均詳列生卒年月,但列傳中人則不載生年,大臣之卒,記年者多於記月者,記日者極少。常見「尋卒」二字,「尋」為不久之意,長可數月,短則數刻,或竟無異即時,游移不定,勞人猜測,書等於不書。見於本紀之大臣卒日,多為賜卹日期,而非真正卒日;或以賜卹典重應書,何不逕書「賜卹」?然文記為「卒」,不言「賜卹」,即是諏ёx者。蓋大臣進退,攸關國運,交代不清,等於未交代。太平天國史權威簡又文曾言:「官方史料,除時間、地點外,多不可靠」,簡氏若知時間亦難盡信,將不勝感慨。

   廿六史的筆法沿用至今,在軍人的傳記中常常見到「歷任排、連、營、團長」式的敘述,其片言概括,卻未敘明升遷時間,故此類資料殊難引用。又如抗戰期間政府曾舉辦各種訓練班調訓党政軍中上層官員,各該學員親撰的自傳、名冊、調查表、登記卡之類,五花八門,受訓幾次,生年就有幾種,或依制書民前,或填光緒年號,或年同月日不同,或有年無月日,或空其欄位,甚至對照日後經歷,十二三歲已進保定軍校,明顯不通。此類信筆揮洒的檔案資料,積壓數十年之後,便注定成為疑案。

   陰陽曆混淆 報戶口延宕

   國人生卒資料多出自官方記載或訃聞壽序,卒日易明,歧異甚少,然生日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民國初年,訃聞皆用舊曆;民國十幾年,生日仍以陰曆為主;到民國二十年代,生年始見有用「民前」字樣,此前都用遜清同治、光緒年號,卒日則以陽曆為主,附注陰曆;民國三十年代才出現公元標示之生年;民國四十年以後,生日或陰陽曆並列,或只有陽曆,卒日則幾乎全係陽曆。如此複雜,便易生換算錯誤。如蔣介石的家庭牧師周聯華在回憶錄中說:「我生於一九二O年農曆三月初七日,就把三月七日當作國曆填在學校的表格上,於是文憑、護照、身份證都成為三月七日了」,是故在戶籍制度未上軌道的民國三十年前出生者,幾乎都是拿陰曆當陽曆來填寫各種人事表格,如果生在陰曆年尾者,公元實係第二年,一時疏忽就相差了一年。

   楊天發回憶錄說:「我的生日在戶籍登記上是民國十一年十月八日,但實際生日是那年的農曆七月廿六日。先父曾對我說,我出生時家境貧窮,農事繁忙,才會拖延報戶口的時間」。那時政府既無強制力,民間亦以字敷衍官府,生日差幾天、幾月甚至幾年都無關宏旨,無損權益。

   又如立法委員陶鎔去世後,其夫人劉香谷女士九才公開陶委員之生辰,因其家鄉習俗以為生辰八字關係窮通榮枯,一旦外洩,仇家據以作法,禍且不測,故其訃聞所載既非陰曆亦非陽曆,若非史官問及陶夫人,則陶鎔生日之將錯就錯永無人知。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吾友關國宣君已撰之民國人物小傳近兩千篇,多數傳主之生年係數論並立,留待後人慢慢考證了。

   譜錄之學往往吃力不討好

   治史者若疏忽年份,一定會搞出許多笑話。現成的例子是中國社科出版社推出的《文強口述自傳》稱一九四二年蔣介石派文強去東北對付重新占領旅順港與中東鐵路的蘇俄,其實導致上述喪權失土後果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蔣介石怎能提前三年預感美蘇兩國的陰謀呢?該書又說文強一九四九年與溥儀同囚於山東濰坊,查廢帝是一九五O年八月才從蘇聯押回中國的。還有,說王耀武在戰犯管理所講一口廣東話,查王耀武是山東泰安人,怎能在獄中講粵語呢?這一切表明,編纂一部近代名人的生卒簡曆辭典,乃是史學界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

   然而,譜錄之學,作為工具書,對做學問雖有用處,但往往吃力不討好。例如清代大儒錢大昕為考訂古人生死大限而撰寫了一部《疑年錄》,全書二百二十九人,為後人余嘉錫所指正者就有一百零四人,幾及一半。有清一代,尚有吳修、錢椒、陸心源、張鳴珂等陸續加以增補,撰成《續錄》、《補錄》、《三續錄》、《賡錄》等書問世,其所搜錄人物,均及清而止。近人梁廷燦編成《歷代人物生卒年表》始納入民國人物;一九六一年香港中華書局印行姜亮夫纂定之《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一九九一年香港現代中國研究所推出何家驊(岳騫)之《民國人物生卒年表》;一九九四年,邵廷淼之《辛亥以來人物年里錄》為同類作品之最新者。上述著作多据前人已成者增補,其弊端如下:

   一、梁、姜成書較早,前者卒年下限為一九二六年,故民國人物僅數十人;後者下限為一九三六年,民國人物不及四百,後有楊本章增補至一九六四年,又得四百餘人,但仍嫌不足。邵書錄一萬五千人,但將今人與古人混雜相處,於例不合。

   二、梁、姜、何三書俱及年而止,不列月日。工具書之价值在內容丰富與精確,無月日則困扰隨之。

   三、梁、何各書只列姓名、字號、籍貫、生卒,使讀者不足以認識其人。且檢索系統不便使用。在傳主生年含混之情形下,以生年排序,有違「就已知尋未知」的索引原則。

   工具書切忌价值判斷

   四、自錢大昕至陸心源,選錄人物盡皆文士與名臣將吏,對范云、蔡京等奸臣不予收納,顯然有价值判斷、道德標准存在。梁書無洪秀全,姜書有洪,但梁、姜俱不收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石達開、劉瑾等「亂臣賊子」。邵書則中共人物從寬,以致不夠格之小人物參雜其間;於國府人物從嚴,遺漏頗多。蓋歷史舞台是由黑臉白臉共同演出,倘僅呈現正面人物而將黑臉缺席,豈止不精采,也絕對虛假。蓋棺不能論定,恩怨盡時才能論定,百年前事尚爭論不休,民國不及百年,亡者(如毛澤東、鄧小平)雖离塵世,然餘威猶在,不無剩餘价值,仗他糊口、靠他升官者大有人在,現實世界神主牌殊難棄之如敝屣,歷史人物的評价早晚市价不同,曾國藩就是一例。毛澤東微時譽曾氏為「我湘偉人」,中共建政後貶其為「漢奸」,但近年又掀曾國藩熱,大印特印曾父正公家書。這是因為現代人都在局中,好惡遮眼,恩怨矇心,近看茫然,遠觀方清。

   有鑒於此,宗兄胡健國先生耗十四年精力,皓首窮經,焚膏繼晷,朝乾夕惕,手不釋卷,纂成《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都六十萬言,收錄前清遺老、民國名人、海外華僑共一萬五千餘人,舉凡英雄、學者、專家、名將、忠臣與匪酋、奸臣、敗類、軍閥、土劣、流氓、只要具影響力,不分畛域,一概收錄。為便於讀者明了傳主底細,乃增設簡歷一欄,原列姓名、籍貫、生卒各項得以畫龍點睛。本書以姓名排序,讓讀者据姓名而尋生卒,始方便使用。

   皓首窮經的史官

   胡健國先生現任台北國史館纂修,相當於舊時的翰林院編修,他曾編纂《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二十二輯,逾八百萬言。他編纂《彙編》,所載民國人物行狀、行述、事略,儘量不採後人另撰之文,因為誄詞、碑文往往記載他處所無之資料,此類碑傳原係飾終應景,與祭時人手一份,事過即棄,間或被輯入紀念集、哀思錄等,屬非賣品,僅送親朋好友,連圖書館亦難求齊全。胡君經多年訪求,歷千辛萬苦,始獲相當數量之碑傳,又逐頁查閱民國以來多種大報,抄錄備用,積稿盈尺;且以職務之便,逢疑即詢傳主遺屬,一一訂正,故《匯編》與《簡歷表》二書非道听途說或抄錄公文書者可比。

   本書對近代史研究的貢獻,舉其犖犖大者如下:一、糾正了以前工具書中傳主名、號的紊亂。國人大抵在官方場合用本名,私人應酬用字號,以示尊敬或表親近。民初訃聞載字號為多,有些人字號不止一個,某些罕見字號行於至親好友間,外人未必知曉,年遠事湮,後人不明究係何方神聖,倘稍有疏忽,即一人成兩人甚至三人(也有合二為一的笑話,如「匪情專家」李國成編寫的《中共人名錄》誤將湖南籍的解放軍總參情報部部長李濤與東北籍的中紀委李濤混而為一)。例如民初國會議員多逾千人,有些訃文只書卒年,有些只載字號而無職銜等線索,真不知是達官貴人還是普通百姓。清末啟蒙運動重要人物鄭觀應的去世時間,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此書連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李煥,國史館館長瞿韶華、潘振球都漏列)作民國十一年,傳記文學出版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作民國十二年,夏東元著《鄭觀應傳》作民十一年五月,諸說互異。胡君見民國十年上海《申報》刊載鄭□齋訃聞,言其曾任右江道,忽想起鄭觀應曾宦游廣西,卒年與前述三書相近,始查明鄭□齋即鄭觀應,觀應亦曾任右江道,卒日遂確定為民十年六月十四日,前述三種權威著作均皆失實。可見編輯工具書者若主從顛倒、不以行世之名領銜,將導致極大困扰,此亦許多工具書之通病。

   二、糾正籍貫的謬誤。省籍情結、結幫作伙,乃是中國的特產。民國以來行政區划變動極大,廢置併改頻繁,對立政權同地異稱(如立煌縣、左權縣),造成極大困擾。如遼宁名省在民國十八年,此前稱奉天。故生於此之前卒於此之後者,籍貫奉天、遼寧都可自圓其說,卒於此之前者就只能填籍貫奉天;同理,廣東香山改稱中山 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卒於此之前者居然有人填籍貫為中山,乃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也!

   傳記資料不應列為國家機密

   三、尋訪下落不明的名人。民國初年的參議院議長趙士北、議員谷鍾秀、北平市長袁良,生前權傾一時,死後竟無人知。大牌者尚且如此,一般國會議員卸職後每每無聲無嗅,消失於人海之中。這些人之所以結局難考,恒常與政局變幻有關。勝利者對待失敗者,不是共商國是的競爭對手,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敗者臨終往往無人聞問,不再凌虐已屬萬幸,豈敢奢望有幸保留紀錄?清廷對太平天國,銷毀史料唯恐不盡;民國以來滿洲國、汪政權要人除首惡巨奸伏法顯戮有紀錄可查外,餘多陰姓埋名,諱言前事,不知所終,使民國人物的重要篇章留下空白。

   胡健國先生弱冠之年入國史館,三十多年浸涇於檔案、公報、方志、譜諜、傳記、碑文之中,卷帙浩繁,千頭萬緒,廣徵博引,細心考證,為中外史學工作者奉獻了這部五百卅頁的鉅著,堪稱新世紀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功德無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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