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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李富春陳毅等百多名中共高幹中招被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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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李富春陳毅等百多名中共高幹中招被囚
   文革究竟是怎樣爆發的?那些位高權重、養尊處優的中共當權派是怎樣在一夜間淪為階下囚的?六十年來一直是歷史學家心頭的重量級謎團。北京《中華兒女》雜誌社派駐香港的「中華文化出版社」二○○三年七月出版的百萬言巨著《文革秘檔》披露了神秘的謎底,在其第二輯第612-613頁刊載了如下秘聞: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北京發生一起署名為「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的傳單案。江青、陳伯達等利用這一事件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傳單案於十一月二十日在天津破獲,作案者是天津市一個煤球廠的工人。他將自己書寫、刻印的八十餘份傳單投入北京市外交部街一帶的郵筒。但陳伯達、謝富治等卻認為此事必有後台。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八日和八月十九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趙登程(原空軍某軍副軍長、時任公安部領導小組和核心小組成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副主任)等時,陳伯達說「破案」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在後台,後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八月廿四日,趙登程制定了一個《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在京的作戰方案》。他們對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刑訊逼供,迫使周慈敖胡謅出朱德等數十位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名字,並按照審訊人員的意圖,說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的組織名稱。辦案人員如獲至寶,立即上報。林彪、江青一夥說這個黨「裏通外國」,「要搞政變」,並編造朱德是「偽黨中央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當總理的角色」,「常委」有: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九人;「委員」有王震、蕭華等十六人。一九六七年六月曾秘密召開代表大會等等。九大以後,朱德等領導人分別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迫於形勢,公安部只得將這一假案擱置。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前所長、趙紫陽的智囊嚴家祺教授與其夫人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中也有相似的記敘。此書披露:散發傳單的是一個十五人的組織;「常委會」的成員增加到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等數十人;案情包括一份由朱德、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聯名簽署的給 蔣總統的電報,希望他們的老長官 蔣公配合「制止危險局勢的發展」。
   大陸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所撰《陳伯達傳》(199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則對那張傳單的內容作了較多的披露:

   這封《公開信》力透紙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指出這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大破壞。
   《公開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在那裏掀風作浪;又指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還指出撐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開信》甚至指責了毛澤東,說他過分注重個人權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復無常,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公開信》熱情讚頌了在艱難中爲國爲民分憂的周恩來……
   有關陳伯達在該假案所起的作用,葉永烈作了以下敘述:
   陳伯達指著牆上掛著的「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大字標語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了刻蠟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
   陳伯達接著說:「抓了幾個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黨的情況。不行。我的意見你們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講的,你們要追,要很嚴肅、很認真的窮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
   陳伯達還說:「要追窮寇嘛,我看這裏面有好幾層,說不定有十八層,不是一兩層,也不是兩三層。」
   這麽一來,專案組就開始「追後臺」,希圖破獲一個「反革命組織」。
   追了幾個月,進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陳伯達和謝富治又兩次接見專案組,給他們打氣。
   陳伯達很明確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
   陳伯達拿著《公開信》,故意問道:「這個反革命信上講,有一個人可以出來當權。誰是這麽一個人啊?」謝富治馬上點明了:「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
   吳法憲把話講得更明白:「還不就是那第二號走資派嘛!」
   陳伯達見他們說出了自己的意思,補充道:「你們要追窮寇!追窮寇!」
   在陳伯達作了這麽一番指示之後,專案組「立足於有,去審訊」。也就是說,先確定了有「後臺」,然後「追窮寇」。
   葉永烈的作品對該假案的收場有詳細的報導: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就這一問題,對陳伯達進行了嚴肅的審問。以下是審問時的記錄:
   審判員任淩雲:被告人陳伯達,特別檢察廳控告你利用已破獲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以追後臺爲名,陰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現在我問你,你在主管「非常委員會」傳單案時,你和謝富治、吳法憲都向辦案人員講了些什麽話?
   陳伯達答:說過什麽話,我實實在在是忘了,但是,我承認我說過話……要追後臺,這些話我說過……這不是說我根據記憶的。根據我這個人的性格和處理問題,可能是這樣子。
   公訴人檢察員曲文達發言,簡要地敍述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件的情況,最後建議法庭宣讀有關證據。
   法庭出示、宣讀和投影1968年4月28日、8月19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非常委員會」傳單案辦案人員時的講話記錄(節錄)和1968年12月6日陳伯達、吳法憲接見該案辦案人員時的講話記錄。
   宣讀後,審判員任淩雲問:這些話是你講的吧?
   陳伯達答:這樣子,按照記錄,這記錄是真的記錄。按照記錄呢,我沒有話說,就是這樣子,照記錄的做。如果你要說記錄的每一個字我都要記得,我倒是自己欺騙自己,記錄有的就是有的。
   問:記錄記的是不是你講的事實。
   答:追後臺我是說過的。
   檢察員曲文達經審判長許可後發言,他提出在追後臺的過程中,趙登程根據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的講話,制定了一個在京的作戰方案。法庭出示和宣讀了趙登程1968年8月24日根據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的講話,修改審定的《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在京的作戰方案》,其中有:「……認真領會了伯達、富治同志指示精神,不是根本未破案,而是根子未找到,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劉鄧陶、彭羅陸楊、譚震林、安子文、薄一波等,他們幹的,或在他們的指使下別人幹的……」
   出示、宣讀後,審判員任淩雲問:剛才出示、宣讀的趙登程這個作戰方案,你聽到了吧?
   被告人陳伯達答:讓我說話嗎?
   審判員任淩雲說:你可以說。
   陳伯達說:整個案子我記不清楚了,但是我是管過這個案子的一個頭子。我有許多東西是怎麽來的,這個,我是說在1931年聽到陳原道同志說是河北省有一個非常委員會……那麽,這個話說錯了就是錯了……追後臺這是什麽意思呀,這話當然是很不對的,很糟糕的,但是呢,不是沒有一個來源,或者想像的,有一個東西,就是陳原道同志,我看在座的可能會有人知道這件事情的,1931年在天津確有一個非常委員會,中國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的確有。
   審判員任淩雲問:你說你這個來源是這樣的,那麼我問你,你說的是1931年有這麽個組織,有這麽回事。但是這個案子是發生在1968年,已經破了案了,破了案以後幾個月,你佈置叫追後臺……你叫追後臺,你是追的什麽人呢?這個剛才出示的證據已經很清楚了,和你說的是兩碼事。你是8月19日給專案人員講話,給趙登程講的,趙登程根據你這個講話,在8月24日作出了作戰方案。
   陳伯達說:這個發瘋的人呀!發瘋的人是會有的。我不能擔保當時參加專案的人,沒有發瘋的人……
   審判員問:按照你的講話去追後臺,你佈置叫追後臺,追出來那個假案,你有沒有責任?
   答:有責任。
   審判員任淩雲宣佈:被告人陳伯達被指控夥同謝富治、吳法憲利用已破獲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以「追後臺」爲名,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這一事實,法庭就調查到這裏。
   
   聰明伶俐如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之流,未必愚蠢到真正懷疑朱德陳毅李富春等中共領導人「要搞政變」,但由於他們揣摸到暴君毛澤東亟欲排斥高層異己的陰暗心理,便逢君之惡、故意以一份跡近荒唐的民間傳單為「證據」,而將一百多名功高蓋世的文臣武將打入牛棚。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在經歷批鬥、酷刑後獲釋,但賀龍、彭德懷、陳毅等元帥被迫害致死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該案牽涉到基層幹部所造成的枉死,就不計其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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