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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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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权人士的又一轮打压
·希望有更多的《玫瑰坝》
·不容回避的经济清算问题
·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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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1、毛泽东热貌似民间自发,实为官方诱发
    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虽说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到底有多热不无争议,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国覆灭后的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俄国没有斯大林热,而直到毛泽东死去三十年后中国却还有毛泽东热,可见毛热确实是独特现象,是需要我们分析和解释的。
    其实,我上面的叙述就已经暗含了答案的线索。第三帝国是被盟军打垮的,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被盟国占领,纳粹的罪恶受到彻底的清算。赫鲁晓夫代表苏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尸体被迁出红场火化,斯大林的错误受到虽然不彻底但也十分猛烈的批判。而在中国,毛泽东却被中共当局作决议七三开,继续奉为伟大领袖,对毛的公开批评刚启动就减速就刹车,此后就是对毛的颂扬(尽管调门有所调整)。毛的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俯视众生,毛的遗体至今仍安放于天安门广场中央供人瞻仰。中、德、俄三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是如此不同,无怪乎有毛泽东热无希特勒热无斯大林热。

    不错,正如陈小雅指出的那样:“在毛去世以后的,最早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坛’的,并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运。”
    但必须补充的是,这里的“命硬”,是要把毛死后的命运也包括进去的。斯大林也横行霸道,也寿终正寝,但死后却被焚尸扬灰,于是威风扫地,神光褪尽。按说,邓小平是被毛两次打倒的人,理当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事实上,邓小平在许多政策上(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的非毛化要比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走得更远,可是邓小平们却还是要继续供奉着毛的神主牌位不敢动,这岂不更加证明了毛的“命硬”?设想,假如毛死后的命运和斯大林一样,也被斥为暴君全盘否定,也被焚尸扬灰,举国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该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还会有多少人叹服毛的“命硬”,把毛视为天下无敌的神灵呢?
    由此可见,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却是被官方诱发的。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毛热不是官方有意制造的,它并不是官方有意图行为的产物,但确实是其副产物。
   2、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力的崇拜
    公车司机把毛视为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说来实在荒唐透顶。普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人比毛更见不得老百姓平安过日子发财致富的了。为什么他们不拜别人要拜毛呢?就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理由被视为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其实,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受到这些人的崇拜,不是因为他生前最保护人民的平安与财富,而是因为他拥有最大的权力,君临天下,作威作福(按:“作威作福”一词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毛独揽生杀予夺的大权,人民的安危祸福全仰仗他老人家的意愿,所以必须顶礼膜拜。
    公车司机挂毛象这件事反映了中国一种传统的迷信方式。在这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不是因为他善良与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是谄媚,是行贿。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祇因为它掌握着既能造福又能为祸的水资源,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为什么有毛热而无邓热?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厉害,因为邓祇是毛的下属,因为在权力斗争中,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这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对毛的崇拜还有所不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毕竟还包含有对毛思想的认同。那时,人们不但挂毛像,唱毛的颂歌,而且还读毛着读毛语录,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装头脑,照毛的指示办事,做毛的好战士。而上述公车司机挂毛像这一类毛热则无此内涵。他们之崇拜毛,仅仅是因为毛的赫赫权势而已。
    在权力崇拜的迷信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间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死后会成神成仙,他们生前支配人们命运,死后仍然能够支配人们的命运。这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毛泽东生前作恶多端,那么,不论毛死后在人间还受到如何的尊崇,但是在信徒们心中,毛一定已被罚入地狱饱受无尽的煎熬。宗教信仰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矫正,而上述那种迷信却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继续与延长。
    祇要中共官方还在继续崇奉毛,迷信者们就会继续视毛为神化的偶像。李志绥写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后不久突然死于家中,就有流言说李志绥是遭了报应。这个报应可不是宗教信仰的因果报应,因为它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恰恰相反,它相信的是那个主宰中国人生死命运的暴君在死后依然拥有这样的力量,暴君生前不可冒犯,死后也不可冒犯。
   3、要消除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
    因为权力崇拜是以权力为转移的,所以要消除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象现在这样,对毛的清算与批判还祇能在海外进行,在国内则祇能零星地出现在非主流媒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势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不问善恶是非的,祇要死去的毛还被后来的权势者们继续尊崇有加,我们对他的批判就不大可能动摇毛在那些崇拜者心中的地位,有时说不定还会引出相反的效果(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批判毛)。那些崇拜毛的人会想:毛真是太厉害了。他干了这么多坏事,死了这么多年,别人还是拿他没办法,不管你们怎么揭露批判,还是不能撼动他的神主牌位。不服行吗?
    在八九民运中,三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鸡蛋,六四后被判刑(不是以损坏公物罪,而是以反革命罪),刑期竟比那些民运领袖还长。这表明在中共当局心目中,亵渎神像是头等严重之事。如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暴君,生前不可一世,人莫予毒,为所欲为,可是死后不久,甚至死后多年,被反叛者掘墓鞭尸,那以后,围绕着暴君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就烟消云散了。由此可见,为了消除那些迷信,我们常常需要消除那些象征物。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将毛遗体迁出天安门毛纪念堂,摘除天安门毛像。当然,仅仅是消除象征物还不够,重要的是要消除被象征物所象征的那种权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消除由毛泽东所开创的共产党专制政权。
   4、恶的致命吸引力
    不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车司机那样迷信,以为死后的毛仍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对毛的崇拜也同样是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在《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一文里,我曾对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写道:“人生一世,谁不愿意给社会、给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强大冲动。至于说毛的作用是好是坏,那对于他们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况,大奸若忠,大恶似善。现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以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个例子,简直像是为我上面这段话作图解。王安忆小说《遍地枭雄》里的“大王”就是这样一个毛的崇拜者。《遍地枭雄》写到三个劫匪,为首者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祇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历史学家高华在谈到毛热时指出:“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祇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其实,英雄崇拜,伟人崇拜,对王者气象或霸气的崇拜,都并非中国人或中国农民所独有。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祇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正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所问到的:“为什么为追求象征价值、声名或认知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称王称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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