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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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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同金钱者”的诞生与力量

“持不同金钱者”的诞生与力量
   作者:贺伟华
   昨天,黄姓民运朋友特意通过网络Skype给我传过来一篇名为《“持不同金钱者”的诞生及其覆没》的文章,一看我就知道这是有所指的,对于我是否收到稿费,就像上一次国内的人士所表现的那样,非常的敏感。这原本应该让我感到意外,然而,基于上一次的经验,我得以明白其中的原因。正如一个香港独立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已经广泛传播了,缺乏首发意义,因为我的电脑被偷窥已经六年有余了。想来愿意给我发稿费的中文网站,确实做出了牺牲,是少有的几家独立于中共强权暗中操控的海外媒体。
   我连续不间断三年时间的写作,从来都是基于言论与思想自由高于权力与经济动机的信仰,它才是我写作的内在动力。因传播思想而被当局诟病;因言论自由而被陷害封杀、舆论毁损。并因绝地反抗而意外的制胜于强权,由此而获得严密监控与全球性的关注这种超越性的“恩宠”。由此,我得以影响这个社会、成就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中国现实主义民主道路与未来提出个人的政论,并引起广泛的争议。
   在人们背后把我说成炒作高手之时,其实,我正处于政府与社会有计划的全天候偷窥状态,个人权利被侵犯、个人写作信息被窃取。却从没有想到过要炒作什么,一个平凡人,只想过平凡、与世无争甚至遁世的生活,却为仇家与体制性力量纠缠不止,丑化、曝光、侮辱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到极致,这炒作的幕后黑手利用其无所不在的力量,把效果与动机目的完美的结合于一体,而达到了全社会同仇敌忾、彻底摧毁一个孤独者的目的,却不想看到由此而导致的任何副作用。
   当思想震撼社会,世界获得了意外的收获时,我由此而被冠以炒作大王、机会主义。然而我又何时基于功利动机来把握过这种肮脏的机会;我又何时于强权者有过半点妥协?我不过追求与捍卫思想表达的自由。
   后来得以发现警方利用电脑屏幕的电磁波泄漏而在附近监控汽车中还原我的电脑信息,得知民众也在利用这一技术于周围隔壁房间还原我的信息,也就给了我借力打力,持续两年多时间把握机会传播自由人权思想、私权神圣观念、法治宪政民主理论。当时没有突破网络,却通过我的电脑把信息传播的全国各地所利用的,不过是利用人们偷窥隐私的好奇心。却引起了一波高过一波的社会震撼,请问当时这里面何来经济效益?又何来经济动机?今天的收获,不过是意外之财,这一意外的诞生,如果是出于政治操手,也无惧无畏。毕生历尽劫难,还怕这种伎俩不成?
   (要了解当局的这种偷窥技术,请打开网络文章《千米外还原图像 计算机电磁泄密不容忽视》地址:http://www.people.com.cn/GB/it/53/305/20021203/880319.html。一切真相都可以明白)
   从小我就经常听说:小人议论人,大人议论俗事,而君子与学者传播交流思想。由此我得以透视事物的外表,而力求把握内在的规律与本质。我往往记不住所过交往的人、记不住所看过的书名,却深深的把握着事物的本质,吸收着其内在的思想精华。许多的灵感,在需要的时候涌现出来,其资源来源于何处,我却很难也不想追索。
   这让我想到每一个诺贝尔获奖者的成功,都来源于对事物本质的痴迷,却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不在意与纰漏。当自以为聪明的人们大惑不解时;当人们争论不休时;当他们看不到其中的必然时,我却在独自一人以个人习惯的方式继续探索着,并不在于任何意外的收获。如果人们认为两年前我撰写《强权下的罪恶》所透露的思想是不自觉与偶然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应该看到一个孤独者灵感的闪烁是如何影响着这个社会,并由此而招徕某些名人的嫉妒。
   当人们深入挖掘我当时作品的价值而认为我本人并不明白其中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时,我推出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一文,人们似乎才得以明白其中的必然性,而我此后的“无意”之作,也许将更强有力的震撼着这个社会。当然其内在的价值,只有那些为学问而学问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它绝不是某些民主花瓶所能领会的。
   当年发现我的电脑被监控、明白我电脑上打出的每一个字都呈现于隔壁房间的电脑屏幕上时,我才明白信息社会是如何迅速把一个孤独者的思想,在未经当事人个人许可同意的情况下,传遍这个世界的。由此,我得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握这份“恩宠”,专心致志而日夜致力于思想传播工作。几年下来,无怨无悔,并无比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因为这是我于这个世界唯一能够把握,并且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的工作。
   当黄某用那篇文章来嘲笑我与海外媒体配合而满足经济动机时,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这种突破体制性力量的封杀给强权者带来的愤怒!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命中注定只能接受他们控制与施舍的人,也有经济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为此,海外投稿的几个人与黄某配合,同时说他们没有收到稿费,独有我一个人收到了。从此,这稿费的涵义当然不同了,既可以以此来证明这是海外提供、用来进行颠覆活动的经费;也可以像该文所说的那样,理解为我与海外勾结,封杀国内的作者。一个孤独者有这样的需要与动机吗?介绍国内作者到海外投稿,是我收到第一笔稿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当时我认为像我一样被封杀践踏的人,应该有同等的权利与机会!此外,我把得来的稿费捐赠给坐牢的异议政治犯被理解为瓜分海外稿酬。在这篇文章中被说成“实现了利益封锁和圈内人分稿费”
   “而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军正加入他们的伪民运事业。打手和律师,泼妇和流氓,浩浩荡荡的成了‘网络作家’——他们之所以成为作家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被作家经济利用,并互相利用。”
   这句话说得更是荒唐至极,自由新闻媒体与网站是否发表某位作者的文章,应该是从文章的新闻价值与学术水平来判断的,又如何可能随意选择质量低劣的文章来损毁自己网站、媒体的声誉?大陆又为什么出现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军?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看穿了中共暴政的本质,因为启蒙民众而被封杀导致失业的吗?难道不是因为大陆越来越恶劣的财产掠夺、经济欺诈与剥削状况导致了民众的大量失业吗?由此他们与暴政彻底决裂而投身于争取自身平等生存与发展机会的民主运动浪潮有什么错?难道民主运动只能是那些为强权者所操控的民主花瓶的个人专利不能让染指不成?
   这篇文章所指的人难道真如其说陈述的那样,成了所谓“打手、律师、泼妇和流氓”?恰恰相反,他们的加入,才是中国民主事业的新鲜血液;他们队伍的壮大,才是民主事业得以发展的根本。现在我要质问:民运在大陆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在近日突发的几十起民众群体抗暴自救运动当中,请问那些民主花瓶又有几个加入?民运所一致秉承的非暴力思想又起了什么作用?民运老大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把人们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性的一致抗争?不但没有把非暴力思想启蒙于民众,更没有在群众联动抗争的思想理论上提供可操作性方案。
   而当我不论身份、不避危险的提出避免民众集体抗暴伤亡的可行性方案设想时,他们却企图操控海外媒体联合一致的封杀来阻断我等平民百姓的声音!这完全是受控于当局的政治动机!把一切高尚无私的行为诋毁为经济动机,把被监控者的声音封杀于萌芽,这才是酌真正的丑陋与专制,这才是民主花瓶中共式一言堂思想在作祟。
   对于这位黄姓朋友的作为,我实在不敢恭维。首先是对法轮功宗教团体的偏见而演变成对高智晟、郭飞雄的恶毒,在高智晟被捕、郭飞雄将要被捕之际,这位黄某在我面前反复的说什么“高律师死定了、郭飞雄死定了”只有他才在为民众谋实利、为民众做好事。由此,我后来愤怒的写了一篇《改良与维权的本质》的文章,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我所指的是刘晓波、余、王三位,大错特错,我所说的正是维权队伍中的心胸狭窄者、嫉贤妒能者,但愿他不是为强权所利用者。
   今天,在我收到稿费的今天,在我继续准备捐助狱中难友的今天,他突然再次传来《“持不同金钱者”的诞生及其覆没》的文章,其威胁恐吓意味相当明显,比诅咒“高、郭”两位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我得以看到体制性力量是如何操控某些民运人士来打击社会健康力量的成长、压制言论的自由、延迟民主政治的到来。
   在此,我重申我一贯的观念,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这一历史时期唯一可用可靠的社会力量,传统的民主人士如果不能够融入历史的潮流,无论其资历与声望有多高,都将为历史所淘汰。失去现有的一切也是必然的。当每一个觉醒的人们与海外的正义力量结合于一起,成为“持不同金钱者”时,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末日,而不是人民的覆灭!
   “持不同金钱者”的诞生及其覆没
   作者:有虾有鱼
   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里的的人们,包括所谓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难免有一种专制思维。这专制思维表现在他们与民运刊物和网站的关系上,就是同样强调舆论一律,强调舆论导向,强调舆论控制或内部人控制。表面上是为了“一致对外”,为了反共大局,实际上同样是为了牟取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与名誉。而其中一些人滥用了人们对他们的敬意,越来越想扮演民运大家长,老大的角色。
   几年来,我们看到他们怎样先占领海外各种资源,一步一步通过各种手段将一个又一个海外中文网站化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方面成功的实现了利益的内部人控制,实现了利益封锁和圈内人分稿费,使国内外一些非我族类的维权人士、作家连发表文章的地方都没有;另一方面,他们成功的封锁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乃至近年来,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出现了——在持不同政见的媒体上,完全消灭了不同政见。某宗派正在共产党化,一方面利用掌握的资源收买网络作家与他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使用“四二六社论”所有的理由到处封杀和反击不同声音。在他们那里,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言,自由不过是朋友的工具,而所谓朋友,仅仅意味着利益均沾。
   1998年以来,“LY模式”确实开辟了异议运动一个新方向,就是利用“和谐社会”或后集权主义社会的新特点,将异见运动创造性的转化为一个新的“商业项目”——持不同政见者转换为持不同金钱者。正如那位思想家曾指控警察将持不同政见者视为“项目”一样。这个“商业项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牟取海外经费,互相需要以确保海外高薪和国内小康,更在于它具有排他性和宗派性,更在于它践踏个性、自由和良心——为了“垄断利益”,因此必须排他以确保“意见领袖”的地位,甚至必须“反对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意味着推翻了牟利模式的民运,并因其道德上的勇气对意见领袖的地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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