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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言情與貴族心態

   如果一定要說台灣社會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言情;不管大事還是小事,必定都要訴諸於大眾的情感,成為全民或至少是大多數民眾關心、參與的活動。

   言情,已經貫穿於台灣文學、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每一部份,台灣已經成了一個言情的社會:瓊瑤是言情小說的代表,施明德是言情民主的代表,而龍應台就是台灣言情文化批評的代表。

   所謂言情,就是激發調動起大眾的情緒或者情感,而非理性,進而引發全民性的運動或者情緒總氛圍。言情小說,就是以清純脫俗的愛情故事打動一大批男男女女的心,從而形成了一種可以影響大眾情緒甚至愛情觀的文學魅影;言情民主,就是將民眾的民主訴求引導成各種情緒攪雜在一起的準政治運動,是以民主為口號以民主為藉口的言情政治;言情文化批評,則是將文化議題訴諸於大眾和大眾的情緒,對某些文化問題社會問題進行批評,試圖通過淺顯的說理、簡單的邏輯推理和甚具文學性的文字打動大眾的心,並進而引發大眾對這些問題或關注或憤慨的情緒激動。

   龍應台關心的話題,大多涉及文化,有她所抨擊的衙門文化,有她所指責的粗民文化,也有已成一定普遍性的社會陋俗文化。也許由於學習西方文學和文學評論出身的緣故,因而善於使用文學化的語言,也許也唯有訴諸大眾的情緒才能產生更大的效應,龍應台文化批評中的言情成分就顯得比較多;無論是對權貴的鞭撻,還是對普通民眾陋俗的針砭,她的文字都會激發起讀者的巨大情感浪潮。本來,對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批評大多是擺事實講道理,大多是心平氣和的,但龍應台則獨樹一幟,用充滿感情色彩的語言,激揚文字,對社會大眾“動之以情”,或將她所批評的問題尖銳化,或使大眾的情緒高漲化。龍應台文化批評的言情特點,可以從其早年具有代表性的《野火集》中找到,更體現在今年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今天這一課:品格》和《我怎麼上“陳水扁”這一課》從標題到內容的煽情性之中。

   龍應台的文學評論背景,注定了其作品缺乏哲學背景作家的深刻與理性,決定了其作品文字的文學性和言情性,這本不可強求,但作為一個對社會改革社會進步有著自己的思考,把台灣社會文化與民主運動的發展視為己任的作家來說,長期困囿於言情性之中不失為一大敗筆和失敗。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中國時報》總編輯王健壯會說:從她的字裡行間,隱約可以感覺到她的壓抑、修飾甚至掩飾,很顯然她還有“氣”;這也就是為什麼蔡詩萍認為:“龍應台的文章,好看則好看矣;她的風險亦在「文勝於質」”。

   這是一種無奈,是言情的無力和無奈。一切言情的東西,剛出台時必定轟轟烈烈驚心動魄,但終究不會持久,如人的喜怒哀樂,忽晴忽陰皆不恆常,言情小說如此,言情民主如此,言情文化批評亦復如是。

   龍應台自1985年以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而展開了其犀利的社會批評文化批評之旅,向上敢怒對權貴為知識份子代言為老百姓伸張正義,對下敢針砭社會大眾的醜陋和社會文化的陋習,為整個華文世界所推崇,被譽為“台灣的良心”。然而,她的文章除了上犯“龍顏”下批“草民”外,始終沒有涉及到龍應台所屬的知識份子階層,似乎一直迴避著對自身的批評和剖析。

   知識份子,往往被認為是超乎任何利益之外的,代表著“社會的良心”;當平民百姓無法有效地發出自己聲音的時候,知識份子就會挺身而出為他們代言,因為知識份子畢竟還能夠說話,還能夠多多少少地分享著社會政治生活的話語權。但是,知識份子也就在代言的奮爭之中獲得了社會的承認和推崇甚至崇拜,於是也便會認為自己與任何利益階層沒有關係,並且因為自身的知識性和他人冊封的“社會的良心”的標籤,應該得到社會大眾的推崇,應該獲得更多更大的社會重視。由知識份子這種對自身身份的假定而產生了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貴族心態,一種知識貴族、精神貴族的超然心態。

   龍應台將社會批評文化批評視為己任,經常對社會問題指點江山發表意見。她既敢於對官衙權勢抨擊,指責他們仗勢欺人沒有很好地管理國家造福於民,這時候的說話方式是“以下犯上”的;她也在很多場合批評平民百姓,批評他們不夠開化不夠文明,這時候的說話方式當然是居高臨下的;不可否認的是,她也同樣在替平民大眾說著話,為他們代言,但這個時候是不是以“平民式”的心態說話呢,就是一個問號了。這種居高臨下的貴族式的心態,有時候是不知不覺的,是潛意識的,但也正是這種不知不覺和潛意識才更能說明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李敖會認為:龍應台“是關心小市民的,但是關心得不夠細膩”;這也就是為什麼楊渡會說:龍應台是知道「如何媚俗」的,龍應台「並不是」徹底的批判者。

   在中國文化中,知識份子歷經數千年一直被社會所尊重,知識份子自己也習慣以社會的良心社會輿論的導向自居;但是,事實上知識份子這一稱謂是很有問題的,知識應該是屬於全民的,不應只由知識份子“獨霸”。西方社會中,就沒有所謂的知識份子,也沒有形成什麼知識份子階層;而中國則不然,幾千年以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思想傳統造就了一個特殊的階層──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階層的特殊性在於,他們屬於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在社會地位上雖高於平民大眾,但又受到權貴官僚的欺壓排擠,是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階級。知識份子認為自己也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弱勢群體,因而致力於為自己和平民大眾爭取民主與平等。而所謂民主的概念,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並不只僅僅是知識份子的份內事,也不應由知識份子包辦獨攬。既然講究平等,就不應有貴族與平民之分,也就不應有知識上的高低之別;知識份子應該自覺與平民大眾保持平等,任何“居高臨下”的、貴族式的心態和說話方式都是與知識份子對平等理想的追求相悖的。中國社會,包括台灣,在民主層面的落後或者混亂,很大程度上與社會的等級制度有關,也與知識份子依賴且維持著的等級制度所生出的貴族階層貴族心態有關;即使胸懷著遠大的民主平等理想,只要實踐過程中的心態和方式還是貴族式的,民主平等的理想就永遠不可能真正實現。

   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切都應是無所謂貴也無所謂賤的,知識份子的貴族心態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去除。知識份子既然被尊為“社會的良心”而且知識份子也往往以“社會的良心”自居,那麼就應當時常心懷平等的理想,並驚起一個思想上的自覺,那就是在為平等理想進行著抗爭進行著不懈奮鬥的時候,不要只想到從強權者從統治者那裡爭取平等,還要想到將自己自覺平等於平民大眾。

   我在這裏指出龍應台文化批評的言情性及其批評方式的貴族心態,並不是也不可能抹殺龍應台作為文化批評者和社會批評者對於社會進步所起的積極作用和意義,只不過是想提醒一下而已:作為社會批評者和文化批評者的知識份子,在對社會和文化進行批評的同時,也不要忘了對自己以及自己所處的階層進行批評、剖析和反省,使自己不凌架於普通大眾之上,也使自己能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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