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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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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在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上的讲话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柏林
     
     一九八九年以後,民主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二零零三年,中国的大地上兴起维权运动,也为民主运动带来了生机。
     

     维权运动是在民主运动多年经营的基础上发生的,民主运动为维权运动准备了道义资源和人才资源;民主运动又从维权运动获得助推力,维权运动则为民主运动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
     
     只有不民主的社会才会发生民主运动。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不民主社会,都会发生维权行动或维权运动。在民主的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六十年代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现在爆发的百万移民示威风潮也是维权运动。在不民主的中国,维权的行动更为频繁和普遍,仅二零零五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就达八万七千多起。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各有特点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但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运动的诉求来说,民主运动是为了实现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是为了保障切身的利益,抗议政府的侵权。
     
     第二,从运动的主体来说,民主运动是群体的事业,任何个体无法实行民主。民主运动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运动的诉求是在全社会实行民主,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全社会都来参与运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形成全民发动,因而在高潮过後走向低潮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九年之後,坚持民主运动的旗帜不倒,这就是重大的贡献,为等待时机迎接下一个高潮准备了历史的连续性。
     
     维权运动必须从个体出发。由于命运相关,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进行群体抗争,例如失地农民群体,拆迁户群体,农民工讨薪群体,爱滋病、血友病受害者群体等等,最终维权的成果也必须落实到个体,不能落实到个体的维权运动是空虚的、无谓的。
     
     维权就是为了获取,满足现实的利益要求。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追求的是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对个体来说只能是奉献;如果在民主运动中追求个体的获取,必将发生腐败。
     
     由于维权运动个体性的特点,而且是为了获取,不必强求奉献,任何个体随时可以加入,因此维权运动比民主运动具有更广泛的参与性。
     
     第三,从运动的客体来说,民主运动作用的对象是政治制度,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变不民主的制度为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作用的对象是政府行为,以改变政府行为来消除对自己有害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没有必要改变政治制度,但针对政府行为的维权也是必要的。无论何时何地,人权、公民权的享有和实施,都必须靠自己来争取。在不民主的社会,维权运动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政治制度,但只有建立了民主制度才能保证维权有效。民主运动比维权运动具有更深刻的彻底性。从维权运动到民主运动是相通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出自共同的根源
     
     
     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之所以相通,因为它们出自共同的根源:民主运动所反对的不民主制度就在于权力不可制约,维权运动所救济的对人权、公民权的侵犯也是来自权力不可制约。
     
     用什么来制约权力?直接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的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我这样说,大家听起来一定不知所云。英文的power and rights 译成中文是权力和权利,发音相同。中国人常常在概念上、思想上混淆 power and rights,相同的发音更是助长了这种混淆。问题是出在将 rights 误译成“权利”。“权利”的词义是强调“利”,意为有权享受的利益,例如盈利、红利、专利就是“权利”。这不是 rights 的原意。rights 强调的是“权”(《牛津词典》有关的释义为 authority to do sth),应当译成“利权”,意为保障利益之权。例如财产权、继承权就是“利权”。有财产而无财产权,财产没有保障。有遗产而无继承权,遗产不能继承。保障公民的利益之权就是公民权,保障人的利益之权就是人权。言论自由权、游行示威权、集会结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虽然不是保障物质利益,同样都是保障公民和人的存在所必须的广义的利益。
     
     将“权利”改成“利权”,我就可以说明权力和利权的关系了,否则,我说quan(2)li(4),你们不知道我说的是“权力”还是“权利”。
     
     民主运动要实现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要保障的切身的利益、抗议政府的侵权,根本问题都在于正确处理权力和利权的关系。
     
     在皇权专制的制度下,权力有三个特征:第一,权力是不可转移的;第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第三,权力是不可制约的。人民没有利权可言,多少有一点利权是官方授予的。在权力和利权的关系上,是权力决定利权。民权官授,官权君授;那么,君权是哪里来的?据说“君权神授”。这是专制制度确立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当然前提。推翻了这个前提,将“君权神授”代之以“政权人授”,专制制度就转变为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和利权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是人民的利权产生政府的权力。因而,权力的三个特征完全相反:第一,权力是可以转移的;第二,权力是可以分割的;第三,权力是可以制约的。
     
     辛亥革命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并没有触动深层的社会变革。其原因就在于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权力,不是改变权力的特征。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後建立的一党专权,专制权力的特征依然如故:党权是不可转移的;党权是不可分割的;党权是不可制约的。稍有一点变化,不过脱去龙袍换上了中山装,“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反思中国一百多年社会变革的道路,首先要变革的正是社会变革的方式。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的问题是要改剧本,不是换演员。暴力革命,夺取权力,只是换演员,没有改剧本。把蒋介石领衔的国民党演员全部赶下台,换了一批毛泽东领衔的共产党演员,结果还是上演一党专权的连续剧。相反,蒋经国这个演员没有换,但剧本改了,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权改为多党竞争,结果台湾就从专制政治变为民主政治。所以,剧本非改不可,演员换不换都行。
     
     在专制权力的三个特征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权力不可转移,但改变专制权力的特征必须从权力的制约入手。首先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受人民利权制约的政府权力才能加以分割;在权力分割的条件下,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既然权力可以相互制约,不可转移的极权统治就结束了。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表面上看起来,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权(国务院)、司法权(法院)也有分工,但一切之上还有太上党权。如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完全分割,相对独立,太上党权就无容身之地了。政治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权力的特征。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没有正确的提法,就像清朝末年和袁世凯的改革只是改“官制”,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停留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等行政措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共同的战略方针就是以人民利权包围政府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促成真正的政治改革,从而达到改变权力的特征,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一条不同于暴力革命、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的新路。
     
      呼应配合,齐头并进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既有不同点又有共同点。根据它们的不同点,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根据它们的共同点,又不能使两者分道扬镳。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为自己维权;另一部分是为别人维权,以维权为事业,例如民主社会中的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群体等等。在中国,民间社会不发达,民运人士大多投入了维权事业。同一个人既可以参与民主运动又可以参与维权运动,但在不同的运动中有不同的定位,不应造成角色错乱。
     
     能不能说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转型?恐怕不能这样说。如果民主运动转型为维权运动,民主运动自身就消失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民主运动没有消失,仍然存在,而且正在重振旗鼓,我们这次柏林大会就是证明。再者,如果维权运动从民主运动转型而来,维权运动就必须接受民主运动的全部遗产。事实上不可能,拆迁户、农民工等等不会按照民主运动的纲领来采取自己的维权行动。
     
     能不能说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集大成?也不能这样说。这种说法与上述转型说差不多,似乎更强调维权运动高于民主运动。从时间上来说,民主运动在先,维权运动在後,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後来者居上。维权运动发生的根据是公民利权意识的觉醒。民主运动发生的根据是反对政治不民主。正是民主运动多年不懈的斗争,才促成公民利权意识的觉醒;在公民利权觉醒的条件下进行维权,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改变政治不民主的现实,民主运动不能放下武器,转移阵地。
     
     有人主张将维权运动升级为政治运动,是否可取?不可取。如果将维权运动升级为政治运动,就不是维权运动了。对维权者强加政治诉求,同时增加了政治风险,将使许多人裹足不前。民主运动是政治运动,维权运动是非政治的人权运动。政治运动不能不反对政敌(不是仇敌)。人权运动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即使是政敌,人权、公民权受到侵犯也应当为之辩护。政治运动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面对利益冲突。人权运动不只是维护自己的人权,也要维护别人的人权。维护自己的人权时,不以侵害别人的人权为报复,也不以剥夺别人的人权为补偿。人权运动的理想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结束冤冤相报复仇的历史。国际人权公约指出,任何煽动仇恨、鼓吹歧视的主张,应制定法律加以禁止。现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法律。从维权运动到政治运动也不能称之为“升级”,人权运动才是体现人类的终极关怀。
     
     既然维权运动不是政治运动,是不是维权就不能采用政治手段?倒也不是。一般来说,维权运动应采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不够用了,怎么办?当然不能排除采用其他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舆论手段等等都可以采用。
      维权有两个层次:首先是维护法定利权,更进一步还要维护天然利权。什么是“天然利权” ?我们中国人又有一个对西方人权概念的错误翻译,natural rights 被翻译成“天赋人权”。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又来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了,据说“资产阶级人权观”首先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其实,natural rights
     毫无天赋的意思,是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它的准确含义是“天然利权”。是人,就应有做人的利权,不证自明,天然如此。所以人权是天然利权,不是“天赋人权”,不是人以外或人以上的力量赋予的,而是人自身固有的。由法律规定的利权是公民权。规定公民权的根据正是人权。各国对公民权的规定并不一致,对公民权的规定是否合理必须以人权为准作出矫正。公民权也不可能穷尽人权的全部,因此不应当以法定利权代替天然利权。中国政府认为,人权是国内立法问题,这就是以法定利权代替了天然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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