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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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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草堂开讲:当然爱国,却不主义

   东海草堂开讲:当然爱国,却不主义

    ----读经札记

   什么好东西如果变成“主义”,常会变味变质出问题。例如,社会、集体、国家、民族、道德、平均、实用、机会都是好东西,一旦上升为“主义”,往往就登上了唯我独尊、唯此为大的神坛,最后走向了反面,如社会主义造祸社会、国家主义遗害国家(当然也有例外,如民主自由人道,主不主义,都是好的)。难怪有人说,这世上的事情,怕就怕“主义”二字,好东西都让“主义”给搞糟了。

   

   爱国也是如此,一与主义结合,远离了爱旨,变成了祸根。所以西儒约翰逊曰:“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

   

   有人认为儒家有爱国主义传统,实乃大谬。儒家的眼光很开阔,心胸很广大,儒家重民生,是民本主义及古典人道主义者,认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儒家求和谐,崇中庸,讲包容,倡大同,乃天下主义者。民族、国家是部分人的,天下则是全人类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至上,天下主义则是文明至上,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李慎之先生指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儒家严华夷之辨,其标准却非血统、民族或国度之别而是文明的程度。

   

   儒家倡仁爱,亲亲仁民爱物,当然也爱国。如果出仕,应先仕于“祖国”,以明亲疏之分;如果道不能行,迫不得已而离去,则“迟迟吾行”,以体现故国之恋。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一样是离国而去,离开其它国家时“接浙而行”。朱熹注:“接,犹承也。淅,渍米水也。渍米将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淘了米没等煮就走了,喻行色匆忙;离开父母之邦鲁国则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

   

   但原儒的爱国却是有分寸有限度合情合理灵活自如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一点也不“主义”。国家在原儒心目中的份量,虽比君重,却比民轻。原儒们不是以君、以国为本而是以民为本,个人去留出处,皆从民生、天下和仁道的角度考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开放。原儒到处游说各国君主,奋力推销仁政王道。孔子在祖国鲁国不得志,周游列国,哪一个国君愿用他,就在哪一个国家为官。孔子的弟子们及诸子百家的大腕们也都是那样做的。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坚信自已思想和理想,努力学习,誓死坚持正道并使之完善。不入危险之国,不住混乱之境。政治清平,就出来做官;社会黑暗,就隐居不出。政治清平,自己贫穷卑贱,是耻辱;社会黑暗,自己发财做官,也是耻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指其他国家而言;“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是就天下而言。

   

   有学者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推卸个体责任的犬儒化生存方式,差矣,岂有犬儒而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乎?孔子之学以经世为本,以仕为行道之具,学和仕绝非为一己富贵,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勉强。如果环境无可为、政治太黑暗、没有行道机会时,则不妨隐居以待时。虽然孔子把“杀身成仁”作为最高道德,但并不主张轻身犯险,作无意义的牺牲。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朝政日非,纣王的庶兄微之,三谏不听,拂袖而去;纣王的叔父箕子,屡谏不纳,佯狂为奴以避祸;纣王的另一个叔父比干,一谏再谏,被剖心而死。三人都得到了孔子的赞许,称“殷有三仁焉”。遇上暴君,皇亲国戚,弃君去国亦符合“仁”的标准,况其他臣子士人,况普通民众?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离娄下》)。可见爱不爱国,忠不忠君,完全可以视这个国家可不可爱、这个君值不值得忠而定。如政治黑暗君主无道,父母之邦也不妨离弃之,别谋出路。士亦没有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何况普通民众呢?

    2006-6-28东海一枭

   首发2006、7.1《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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