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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草堂开讲: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

   东海草堂开讲: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

    ----读经札记

   一

   在中国大陆,普通民众没有尊严和自由,中共党员、各级官员也一样缺乏自由和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员、各级官员的自由和尊严比普通民众遭到更加严厉的剥夺。因为他们被要求更加“讲政治”,更加统一思想和行动。

   

   不论以现代西方还是传统儒家的政治标准衡量之,中共都是反人道、反文明、反道德的反动组织,类似于黑道或邪教,组织严密,等级森严,黑幕重重,耀武扬威,歪理邪说,精神控制。各级官员尽管享有巨大的世俗特权,但精神上必须为奴为婢卖身投靠,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他们拥有对民众剥削压迫、对社会予取予求、对下级作威作福的自由,却没有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没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衣冠人模,灵魂狗样。

   

   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求官当官?公开的答案一定冠冕堂皇,私下的理由定然千奇百怪。但真正的动机,一言以蔽之:荣华富贵、私欲享受而已。这是他们付出巨大的心灵代价的回报。酒可以白喝,钱可以白贪,民可以白欺,狗岂能白做?

   

   如果这些中共官员们知道孔孟们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知道原儒们的出处去留是何等的尊贵,如果他们有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只怕羞也羞死!让我们回到千年之前,去看看孔孟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领略一下原儒的风范神采吧。

   

   二

   孔子一生为了推销仁政王道的理想,栖栖皇皇四处奔波,不仅被当时人嘲为“累累若丧家之犬”,而且被今人描成“千古跑官第一人”,说他为了跑官苦心孤诣全力以赴拼上老命,说他假公济私追名逐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他颠沛流离四处碰壁求官不得抑郁而死等等。

   

   殊不知孔子弟子众多声势浩大,在他那时代影响广泛威望崇高,周游列国,颇受各国诸候敬重。其后的亚圣孟子也一样。只是由于各诸候国竞争激烈,争觅见效迅速的强国方略,仁义之道虽然补国益民,属于慢性药方,不切合那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孔孟倘能象苏秦张仪那样,对儒家仁义道德基本原则加以变通(当然,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了),以迎合诸候王们的需要,求一个官位,何难之有;求一己富贵,易如拾芥。

   

   例如,阳货以季氏家臣把持鲁国朝政,想请孔子为助手,孔子不肯合作,权变以敷衍之。孔子弟子闵子骞也一样,季氏派人请他任费邑宰官,他坚决不肯助纣为虐。

   

   例如,在卫国,卫灵公给予孔子在鲁国大司寇的同等俸禄,却不用孔子之言,孔子在卫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即离去;后来孔子第二次来到卫国,卫国太子蒯瞶欲杀卫灵公的宠妾南子,失败流亡晋国,卫灵公想出兵,问阵于孔子。孔子反对不义之战,不愿与其谈论军事,推托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再次离开了卫国。

   

   例如,齐景公想任用孔子,与众臣讨论怎样对待孔子时说:“像鲁君待季氏那样重用,我办不到。我打算用相当于鲁君对季氏、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不久又说:“我老了,恐怕不能用他的治国之道了。” 因见齐景公欠缺诚意,孔子离开齐国。

   

   例如,孔子年五十六,在鲁国摄行相事,与闻国政。齐国送给鲁国歌姬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一连三天不问政事。因为在上者所为淫佚“失礼”,孔子离职而去。

   

   从上述事例可见,孔子确实求官若渴,渴望为人所用,却是把权位当作行道济世、“兼善天下”之具的。虽然在某些小节上偶有屈就和让步,辞官、为官方法也比较灵活,如孟子所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但他进退去留皆循道而行,绝不为权力或财富而违背原则。

   

   孟子总结孔子出仕之由有三:“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 “可行见之仕”是见其道之可行而仕;“际可之仕”,因受到君主的礼遇而仕;“公养之仕”,因君主诚意养贤而仕。但仅仅养贤和礼遇,孔子并不满足,在卫灵公、卫孝公时,虽暂受养,旋即辞行。

   

   孔子认为,他和弟子颜渊对于名利权位的态度一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里的用,是指用其言、用其道,而不仅用其人而已。如果君主不仁不义,谏之不听,或仅仅用其人,赏其官帽享以富贵,孔子一般是不甘屈就的。

   

   孔子说过“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是指有官职在身的时候,君主有召即行。这是“以道事君”,忠于职守;他又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吾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这是形容等待行道机会的迫切,如有机会,不能轻易错过。《孟子》引《传》之言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是因为行道必须出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权位相当于农夫的工具。出仕必须得到君主赏识,士如失位,道不能行,故皇皇如也。很多人以此这些话嘲笑孔子奴性十足和待价而沽,实属无知。

   

   三

   在各国君主面前,孟子比孔子更加骄傲。他游历齐国时,齐宣王想以稷下之礼(介于师与臣之间)待孟子,孟子不受。孟子认为“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岂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意思是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么敢和君主交朋友呢?论德行,那么你是服事我的,怎么可以和我交朋友呢?”齐宣王只好以客卿待之。

   

   孟子因齐宣王不能用其治国之术,离开齐国。宣王挽留孟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不干!《公孙丑下》有个“不召之臣”的故事: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使者来到孟子处,把辞齐王得了不可受风的寒疾,想召孟子往见。孟子见齐王并无诚意,也托辞有病不能成行。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孟子硬是不见,避至景丑氏家里去住宿。于是孟景围绕着君臣关系展开了一场争论。

   

   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对齐王更恭敬了。”

   

   景丑说:“礼经上说过,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反而不去了,于礼不合吧。” 孟子说:“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无人能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德行。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君王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有龄有德者呢?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召之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大有为。

   

   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教导他们的人为臣。管仲尚且不可召,更何况连管仲都不放在眼里的人呢?”

   

   这个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孟子强烈的尊严感。公孙衍、张仪二人乃战国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却不屑一顾,认为此二人没有仁义没有原则,无非擅长摇唇鼓舌、曲意巴结、溜须奉承等“妾妇之道”而已。弟子陈代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他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官的人,强调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诡随,不能投机取巧机会主义。

   

   四

   云不成霖休出岭,道难行世莫为官。孔孟为了施行仁政、追求王道而跑官,故行藏出处以道之能行与否为标准。这样的高境界,别说中共文坛官场绝对无迹可寻,便是在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士子和官僚中亦不多见。

   

   我开头说,中共官员们如果领略了原儒的尊贵,只怕羞也羞死,其实是抬举他们了。他们为了跑官当官,舔痈舐痔,何所不为,鸡鸣犬吠,狗彘不如。要在狗身上寻找人的羞耻感,岂非比大海捞针还难---他们的心海里根本没有针!

   2006-6-26东海一枭

   注:本文孔孟之言论及事迹,皆引自或译自《论语》、《孟子》。

   原载《议报》第25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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