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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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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待人,怎样交友

怎样待人,怎样交友

   

   一、“拒郭”本身就是大不义

   这是个文化“断代”、道德败坏的时代。体制内不用说了,小人成堆,便是异议人士及号称儒生、基督徒的队伍中,不少人亦是有才无德、有术无道、有知识无学问、会作文不会做人。有的人不仅严重缺乏羞耻之心和内在修养,连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也茫然。最近小余杰“拒郭”表演就很典型。

   更为可悲的是,如潮恶评中,也有一些笔会同仁及自由派人士曲为之辨,不问批得对不对,不问拒郭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却怀疑批评者与小余有个人恩怨(不知公义与私怨完全是两回事。我后面会介绍我与余杰的“私怨”),或指责批评者“语言的恶毒”、态度粗暴,不懂温良仁恕之道,翻脸不认人,甚至认为是民运队伍中的争风呷醋枪打出头鸟,劝戒批评者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他们不知道,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但之上还有更高级别的道德:仁义之道。对于不仁之人、不义之事,他人有权直言批评,促当事者忏悔自省,迁善补过,如果一味讲“恕”,那就变成乡愿了。一个正义之士平时待人应当温良恭让,碰上内斗高手卖友奸徒,是温良恭让还是戟指痛斥呢?道理是一样的。余杰“己所不欲,专施于人”,对同仁痛下辣手,这才是亲痛仇快的事啊,别人批评他反成了不“恕”不团结?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代翻版了么?难怪有人用绕口令来冷嘲:杀人不是杀人,阻止杀人才是杀人;内斗不是内斗,批评内斗才是内斗。

   朝廷论忠(尽己之心为忠),江湖论义(合乎仁道为义)。在江湖草莽,不义是大罪恶。有同仁护余心切,曰:笔会不是“梁山”,即使在语言上,“火併王伦”式的语言暴力,在笔会内不能提倡,更不应奉行。我告诉他:笔会不是“梁山”,但不能连粱山都不如。不论朝廷江湖古今中外,做人做事待人待友都要符合基本道义。此次余杰所为,不仅严重违反基教和儒家为人处世有关准则,便是用黑道标准衡量,也是大大不够格。与位友人聊起,友人怒道:如此不义行径,类同卖友,在道上是要三刀六洞做掉的。我说,笔会是文明组织,最严重也不过就是敦促其道歉或辞去职务而已。

   很多人批余王的着眼点在“拒郭”造成的恶果,他们不明白,无论后果如何,余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不义的恶行!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君子、智者也难免,但节义关头的大错误是犯不得的。何况犯了还不改悔,还让他人、让所在的组织承担其不义的后果,为其买单?如果不让余杰为自己的恶行负起码的责任,无异于在笔会内鼓励乃至提倡内斗恶习!

   反共是高道德,仁义也是大道德,大德不可逾闲。功是功,过是过,反共人士并不因此就领有道德上的“免责金牌”。“道并行而不悖”,只要在民主这一基点上取得共识就足够了。余杰经此一跌,“武功”大失,再没多少道义感召力。这固然是损失,却也给海内外广大民运同道一个严重警示和深刻教训:观点不同可以商榷争鸣或各行其是,借着观点有异或打着上帝及别的什么的旗子互相排斥的行为必须停止!

   二、友道古风

    同仁之间,思想上可以当面批,多么严厉也不妨;行动上不能背后搞,多么“温柔”也不行---那怕借了上帝的名义也不行。当然,朋友与一般同仁还是要略予区别的。朋友之间,如果是观点不同,也不妨公开争论,但用语、方式要把握一定分寸,尽量“温柔敦厚”,最好先将“批文”寄予对方,不可则止。我批孙大午就是如此。特别是涉及人品的问题,只要朋友不涉大是大非、未犯大罪大恶,一般应限于私下警示,不宜轻易公开抨击。我很欣赏古龙一句话:好朋友和好女人都是拿来疼的。对好友,只有爱护的义务,没有伤害的权力(当然,有些人把思想的岐异、观点的商榷视为伤害,那就没办法了。这类人物不配成为枭友)。

   交友之道,千古所难,靡不有始,鲜克有终。所以对朋友要特别讲“恕道”,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礼记•曲礼上》:曰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意谓君子不应要求朋友违背意愿、強作欢颜迎合自己,不应要求朋友无保留地奉献忠诚,目的是为了保全友谊于始终。

     

   朋友有相契相助之义,有辅仁成事之用,交友之道以诚信为本。儒家极尚友道,《论语》开篇便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把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视为人生至乐之事。儒家交友最重人品,对于明知品性不佳者,“不敬而远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意谓:益友有三种,损友也有三种。正直、诚实、见闻广博的朋友,是有益的;谄媚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花言巧语的朋友,是有害的。这段论语体现孔子的交友之道。孔子说过“毋友不如已者”,指的应该就是“便辟”、“善柔”“便佞”者。

   至于背后咬牙地齿、表面一团和气的乡愿之风,不论对友人熟人生人,皆非君子所宜。如大义所在必须公开痛斥朋友,先应断义绝交。当然,兹事体大,须极慎重。最好的办法就是慎始,一开始就慎于择友,尤其是当今伪恶成群、真善稀有的时代,如不仁不义的朋友交得太多,倘不甘乡愿或同流,只怕经常要上演割袍断义之剧,那就不好了。故老枭一方面“广交天下士”,但多属泛泛之交,引以为至友者则有限,不愿滥交故也(当然,也有过教训。如与张xx,虽仅一面,无深交,毕竟网络来往过多,后因故被迫公开绝之)。

   清陈宏谋《从政遗规》中有个故事:范蜀公镇,不为人作荐书。有求者,不与,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自立矣”。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也一样,如果交友多,受恩多,作起骂文来东躲西避缚手缚脚,就不好玩了。

   上述这些交友为人的基本常识,儒典中都有介绍,尤其是《论语》,对孔子为什么乐于交友主张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以及如何交友等都作了精辟阐述。如“子罕言利”,“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朋友切切偲偲”,“毋有不如己者”等交友思想,仍极具现实价值。

   三、 余杰的小嘴脸

   我与余杰虽属笔会同仁,并无任何私交,没照过脸,谈不上翻脸。还幸亏没有私交,不然作起骂文来就没法那么痛快了。小余杰撒谎作风、王伦作风、背后阴招,老枭近来屡有耳闻。古人云,道德文章,道德为本,文章为末。种种迹象及信息表明,此人的言与行是完全脱节乃至载然相反的。这次以神的名义排拒同仁,符合其人行为的一贯逻辑。

   有人批评我对笔会同仁态度过于粗暴。确实,我的语言很暴力很无礼,施诸同仁,颇为不当。一般情况下这样对人是很失礼的。但小余情况比较特殊。首先,作为笔会领导,他理应从严要求,我不妨从严对待;其次,比起余杰的行为的暴力和恶毒,老枭仅施以语言暴力和语言恶毒,已经是十分“温柔甜蜜”了。恶言与恶行,当面的拳脚(比如打耳括子)与背后的阴招,性质完全不同。以恶言对恶行,甚至以当面打耳括子惩治背后阴招小动作,其正当性乃至道义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文化“断代”的时代,我辈文化人讲道德要从大处着眼、从高级别的道德讲起,为天下倡。一些表面上的礼节、形式上的小德,必要时只好服从更高的“仁义”要求了。

   还有,此人对我可不讲同仁之谊。为了“保护”提供信息的友人,有关情况不便多说,我只说自己遭遇到的。去年林案发生后,海内外同道纷纷给予关注或仗义相助。我应好友之邀到北京开林案研讨会时,曾“亲自”致电笔会晓波和余杰两位领导,余杰的冷与晓波会长及众多同仁、与北京友人包括体制内友人的热,形成极为鲜明强烈的对比(详情可见枭文《文龙思虎聚京华----首届林案(北京)研讨会散记》)。

   此前我对余杰虽有文化方面的批评,对其大人格则信任有加。枭婆则是“鱼粉”,认为余文比枭文好,以为凭枭公薄面,此次北京之行,定可一赏“大侠”风采了。我也打了保票,叨在笔会同仁,余杰必定赏脸。记得当时与余杰电话“交流”大致如下:

   老枭:余杰兄吗?我老枭,广西来的。余杰:哦。老枭:我这次来京,一为我乡亲求助,二是想见见一些久仰的朋友及笔会领导。余杰:哦。老枭:明天下午有空吗?想请你聚聚或去拜访您。余杰:不行。老枭:后天或大后天行吗?或者由您定时间,我在这里有两三周。余杰:不,都有安排。老枭:那好,就这样吧。

   不肯见面无妨,我也不爱见人(但笔会国内同仁寥寥无几,见面机会少之又少,如有人到南宁,倘要来拜访或邀我见面,无论多忙,绝不敢推辞);不愿相助更没有关系,中国冤案众多,个人精力有限,哪能事事顾及?我自已近年来也越来越怕管世间闲杂事。余杰没有一定要见枭助枭的义务。但作为笔会理事,会员有事找来,给一句简短问候、口头关切总应该的,找个更好的借口更容易之至,让我在枭婆面前也好交待。孔子对不愿见的客人,就装病,余杰就不能为同仁“病”一次么?这是礼貌,不属撒谎。岂知此人比陌生人更陌生,比仇敌更冷漠敌对,连半句客套也欠奉。晓波兄当时正受软禁,解围后立即与我联系前来相访。据我所知,余杰当时并未受到禁锢。我与刘晓波文化立场不同,也批过晓波有关观点,但晓波就不记“仇”,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枭婆呶呶不已,怒责我老为文化思想之类“闲事”得罪人,肯定早被余杰衔恨了。早有人告知此人格局极小,文章与为人截然不同。本不相信,哪知果然如此。后来,与余杰熟悉的好友某君,问我研讨会要不要邀余杰来,他会出面邀约,我谢绝了。这种“小”人物还是不要有什么来往为好。当然,没有私交,不代表没有公谊。笔会选举,我仍投了他的票;受到布什接见,有人冷嘲热讽,我开始仍致祝贺并为之公开辨护(当然,主要是为柏光考虑。拒郭与李柏光无关,欣慰之至)。

   四、合乎大义,无亏友道

   “拒郭”事件曝光,我才对余杰彻底改变了态度。小节不访出入,大德必须严慎;待我冷漠可理解,影响民主大业(拒郭事件诸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已有许多文章进行分析)不可恕。不过开始还有一定分寸,强调余王二人一向热心追求民主宪政,劳苦功高,一时之失,一事之坏,抹煞不了他们半生的“好”;继后从颇值得信任的好友处获悉有关信息,知道小余杰刻薄狭隘、势利圆滑、排挤同道、“毁人不倦”的背后言行是一以贯之的,厌憎之念大起,抨击之势更趋激烈。

   王怡我同样没有私交,通过两次电话而已。相对余杰,王怡是笔会副秘,“职位”低些,承担责任应该少些,故我的炮火朝向余王时,对王也相对“温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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