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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大同之道,借镜小康之学

   弘扬大同之道,借镜小康之学

   

   儒学就整体内容而言,可分为内圣与外王;就社会理想而言,可分为小康与大同。原儒将人类历史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小康是为春秋战国“据乱世”所设计的社会理想,大同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

   

   儒典《礼运》对小康和大同分别作了描绘。大同社会的景象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根据这段描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如下内容和特点:权力公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等。

   

   熊十力认为,小康礼教是孔子早期思想,大同之学是孔子晚期成熟思想。他说:“上考孔子之学,其大变,盖有早晚二期.而六经作於晚年,是其定论.早年思想,脩明圣王遗教,而光大之,所谓小康礼教是也.晚年思想,则自五十岁,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於是作周易,春秋二经,立内圣外王之弘规”(熊十力《原儒》)。孔子去世后,孔子三千弟子从不同方面去宣说儒学,有人大取而小舍,有人大舍而小取。大取而小舍者,承续孔子的大道之学;大舍而小取者,继承了孔子的小康礼教、古帝王遗说。孔门弟子三千,除子游传礼运、子夏传春秋外,其余均属小康之学。

   

   这个分析自有其理,也能成立。但熊氏认为“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殊为武断;他认为孔子创制“以天下为公”的“大道之学”以后,就完全彻底地自我否定了“专主于古帝王之礼教”的“小康之学”,严戒门下弟子与后学学习,更属武断。“小康之学”维护君统则固然,斥为谬说则非也。

   

   小康之教与大同之道,并非分处两极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形态,而是因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之不同而各有所适,各有所宜。在春秋战国时代要求“革命而祈进太平盛治”、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完全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纯属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或曰乌托邦主义,衡以孔子早日晚年思想脉络,绝不如此幼稚也。我说过,孔子在政治上理想与实践并重,既现实主义又理想主义,两者圆融统一。孔子很重视权道,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维护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的言论,从历史的高度看,属于因时制宜当机说法,可以视之为原儒政治现实主义和历史权道思想的一种体现。

   

   如果尊重历史,就得承认儒家在历史上为君主专制服务并将之导向开明专制,乃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历史选择。小康倡君主开明专制。小康社会,有尊卑等级之别,但制度设置相对合理,上下和睦,君主仁民爱物,君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百姓安分守己,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的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开明专制作为一种“善的等级制”,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对民众还是民族,都是最佳制度选择(枭文《高扬儒家理想主义旗帜!---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一》)。

   

   民主潮流,汹涌全球,而我们“史历三千人十亿,可怜天下尚为私”,念之痛心。原儒大同之道,“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务之本;以天下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熊十力《乾坤衍》),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一脉暗通,古今辉映,现在继而承之弘而扬之,正逢其时;但是,把孟子、荀况之学说,把“父慈子孝、光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类传统伦理,统统归入“小康之教”,把“小康之教”统统视为反孔子、反儒家、反文明、反自由的糟泊,未免“激进”得过了火,“理想”得过了头。

   

   老枭以为,既使以现代眼光观察,“小康之教”也非一无是处,不妨继承和改造之,使之焕发新的风采永恒的魅力,与“大同之道”一起成为中华文化大家族的一员。例如,“父慈子孝、光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类传统伦理道德模式,尽管受到别有用心的扭曲,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但其中一些道德原素富有永恒的魅力,一些内容值得加以继承、借鉴和改造。孙中山就主张对旧道德赋予新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曾沿用儒家道德范畴,提出了新式的忠孝仁爱信义与智仁勇“三达德,至今仍极富现实意义。

    2006-6-11东海一枭

   首发2006、6.13《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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