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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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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主专制一辩

为君主专制一辩

   一

   人们常将专制极权两个词放在一起,以抨击君主政治,不知君主政治是专制而非极权,只有政教合一、高度专制的党主政治,才配称极权主义。历代王朝固然专制,但君主权力并非今人所想象的那样毫无拘束,其政治和社会也不象今人所想象的那样黑暗无边!

   古代多数王朝崇奉儒学,政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统的制约。这种专制往往颇为开明。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要求臣要有臣的样子,君也要有君的样子。孔子的"君君臣臣"之说,是将君臣关系视为一种对待的关系。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中说:"友,君臣之道也。"君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

   儒家对君王的高标准严要求,从对"君"、"王"的释义可窥一斑。《周书·谥法》云"从之成群曰君",《韩诗外传》卷五云"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号》亦云"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书经》首章就要求君主"效法天地之道",只有达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才符合"君君"的要求。儒家尊君,但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儒又都具有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的准民主意识。

   尽管儒学不断受到君权的扭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的压抑,尽管原始民主思想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未能转化落实为民主制度,而且有"与时俱退"的趋向----随着专制的加强而渐渐淡化,但毕竟对历代君主政治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有着相当程度的制衡作用。同时,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对君权也不无制约。

   凡对中国历史了解比较深入的学者,都会对君主政治保持一定的好感和尊重。南怀谨认为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钱穆在谈到汉朝官制时说:"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 钱穆又说:"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还说:"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流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之言,对古代社会有所美化,不过他的"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的论断,建立于史实之上,我完全赞成。至于君主专制的说法并无不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君主政体,称为开明专制最适当的。

   二

   科技不断发展,历史滚滚向前,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政治未必与时俱进,而且常有一种"负发展"趋势,社会自由度不是递增而是递减。相比汉唐及两宋政治的开明,明清两代专制的程度高得多了,清比明又是高上加高。但就是清朝的君权,与中共领导人的特权相比,亦颇有不及。下面两个小故事,可见一斑。

   其一:骆养性字泰如,京师人,崇祯朝为大金吾。熊鱼山、姜如农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锦衣狱。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怀宗御笔至云:谕骆某,即取熊、姜二犯绝命缴。骆附奏缴旨,略云:言官果有罪,当明正典刑,与天下共弃之。今昏夜以片纸付臣,杀二谏官,臣不敢奉诏。奏上,帝怒为之霁,二公皆得不死。

    这个故事见于清代文学家王士禛的一部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故事里的怀宗就是后来吊死在煤山的崇祯。他写了封亲笔信给大金吾(首都卫戍司令),要求连夜杀掉两个监察御史(纪检委或监察局副部级干部)。大金吾拒绝执行,上奏章说:言官如有罪,应该公布罪状,以法惩处。现在您半夜里给我写条子,要我杀人,我是不敢执行的。

   其二: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 "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匮,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籍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同,光以后政衰时犹如此,承平可知矣。

   这个故事见于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的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这部书是他在京都十年的从政生涯的现场目击现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个名为《君主专制之诬》的故事虽未达到为君主专制辨诬的目的,却也说明,用人之权和用财之权,君主都不能专断,都要按规章制度办事。慈禧光绪,已是满清晚期政衰积弊之时,尚且这样,可知兴旺承平之时,君主多么"不自由"。

   从两个小故事可以窥见,纵然至尊皇帝的最高指示,倘不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也是不能随便"贯彻"的。类似事例,史籍中俯拾皆是。这比中共的批示治国、文件治国、通知治国、递条子打招呼治国甚至黑社会治国,不是严肃得多么?

   所以,我在《中共死亡通知书!》中指出:受中共教科书、电影电视及各种恶意宣传的误导,人们往往以为近代、古代社会和有关国家的政权多么黑暗,殊不知比起中共来,历代王朝更仁慈,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更宽厚,法西斯更高贵,前苏联更干净!

   三

   古代王朝的宽宏能容,亦为中共所不及。例如叫得天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置《五经》博士",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并非象焚书坑儒那样对"百家"赶尽杀绝,更不象中共"消灭百家,独尊马列"那样极端!汉武帝 "罢黜百家"行动"温柔",黄老及兵、刑、农、医、阴阳等其他学说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此后历代王朝大多在政治上尊儒,但对各种学说信仰宗教甚为"纵容"。

   这里略谈一下佛教在中国发展概况。公历纪元前后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得到比较自由的传播。汉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南北朝除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外,大都崇信、扶植佛教。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唐朝帝王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也任凭其蓬勃发展,韩愈辟佛,还遭到流放。

   宋朝对佛教大多采取保护政策。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明朝出现过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四大高僧,信徒遍朝野;清朝崇奉藏传佛教,但不限制汉地佛教。康熙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返京。雍正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

   总体而言,历代王朝都对佛教都以扶植为主,认为三教各有妙用。宋孝宗说过,"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宋朝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许多皇帝自己在佛学方面造诣精深。

   历史上,南北朝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唐朝武宗时,虽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行动都相当"温柔",对佛儒道教、对传统文化的罢黜摧残,中共才最为严酷,是真正空前的!

   四

   我在《君主的宽容》一文中曾指出,不少古代君主的肚量,比起当代党主就要大不少。汉文帝时曾下诏废除诽谤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了,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汉书.文帝纪》)。小民们可以攻击皇帝而不受惩罚。

   又如,汉光武帝攻下邯郸,搜得部下私通敌方的大量信件,多是诽谤之言,他下令全部焚毁,事见《后汉书》:"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相诽谤声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倒子自安"

   宋朝各代皇帝对文人的优待和宽容,更是一以贯之,不但空前,而且绝后。据说宋大祖有遗训:子孙不得杀一士。明朝徐树丕《识小录》中,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仁宗时,有士子献诗于蜀帅,谓烧绝栈道,可霸一方。蜀帅械其人并将上之。仁宗曰:此不过寒士急于得官,故为此言耳。命授以司户参军。策动谋反,在封建时代,乃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是要重判不饶的。仁宗不但不究,反封之以官,这种度量,确是冠绝千古。

   秦始皇以来,制造文字狱成了历代帝王钳制舆论、镇压异议、维护专制统治的拿手好戏,到了清朝,更是盛况空前,登峰造极。今人窥探清代士人的遭遇,无不以为他们时刻生活在随时都会掉脑袋的腥风血雨之中。其实,清代士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优越。获得汉族士人的支持,乃清朝统治得以巩固和持久的重要原因。同时,在不自由的夹缝里,文人的言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度。

   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清朝持不合作主义,反君权,反专制,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他们在讲学和著述中大肆发表反动言论、宣传反动思想,居然平安无事,黄的弟子和儿子还入了顺治初年开办的明史馆,成了翰林院纂修官。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其著作到乾隆朝被列为禁书而已。启蒙思潮的影响遍及整个人文领域,贯穿清朝始终。

   专家学者批判封建专制"吃人"的性质,每爱举金圣叹为例。其实思想的"狂悖"和叛逆并没影响金圣叹的生活更没让他掉脑袋,尽管他对传统观念大加鞭挞、大放厥辞,"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被时人目为背叛圣教的狂徒。在顺治朝,他"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大半辈子安坐教席,并未因"反动言论"而获罪。许多朝臣向顺治帝报告,说这个狂徒专与儒教纲常为敌,言论过激狂悖,与本朝立国理念相背,要求顺治治他的罪。顺治读了金圣叹的文章后发话:"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金圣叹为此曾赋诗感恩。但终顺治一朝,他并没有因此收敛锋芒,"回头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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