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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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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独知”芦笛笑话闹大了!(修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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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芦笛指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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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注中国的苦难!

   东海一枭

   一、苦难的中国,沉重的现实

   苦难,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是历史不是回忆,更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在进行时的现实,是外在与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和压迫,是乌云般黑色的命运,沉沉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顶!

   苦难笼罩在法轮功群体头上。《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表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成员遭到关押和酷刑虐待。持续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针对信仰法轮功同胞的野蛮迫害的暴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苦难笼罩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及其它各种信仰群体头上。在中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精神活动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所有的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共自行任命天主教主教,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信仰自由原则的。更严重的是,中共以非法传教和传播邪教为由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逼迫,许多宗教领袖包括官方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领袖都遭到关押和虐待。

   据2006年7月10日《议报》第258期介绍,总部设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公布最新的《中国迫害家庭教会》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有二千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捕。由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有一千九百五十八家庭教会成员被捕。近来,全国各地又有一批家庭教会成员被判劳教或受到非法拘留。

   苦难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思想强调一统,舆论坚持导向,新闻坚决党办,网络坚定封锁。中国与朝鲜并列,被国际新闻组织评选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共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压制、迫害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

   据独立中文笔会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这还不包括以“劳动教养”名义受到监禁的异议分子。如师涛、张林、杨天水、许万平、李建平、李元龙、李元龙、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等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报告》中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

   苦难广泛地笼罩在广大弱势群体头上,笼罩在除一小撮贵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民头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一步、更为内在丑陋残酷而又更加隐秘,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朝代有过之无不及。民众的劳动权(即就业并拿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都保障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至于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更是被彻底剥夺。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结婚、生育、死亡都成了特权阶级聚敛、盘剥的手段!

   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能容忍的顺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忍无可忍而奋起抗争,并从个体抗争不断发展为群体维权、群体抗争。,据报道,近几年每年有78,000件以上的抗争案件。各地群体抗争一年比一年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万州、汉源、揭阳、汕尾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频繁发生维权抗争事件,从正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支付能力看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行政成本最高,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矿难死亡人数最多(2005年08月12日CCTV《东方时空》: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全球各国自杀人数最多(2005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公布: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每年死刑人数的国家(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大气污染严重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上述“世界之最”或“全球之先”,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二、苦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

   苦难,来自于特权阶级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任意控制、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会舆论的严密监控;苦难,来自于强势集团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苦难,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丑恶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欺压良善、助纣为虐、循私枉法、警匪勾结、猫鼠一窝、狼狈为奸,一次又一次地逼良为娼、迫民为刁、防民若贼、与民为敌,充当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欺良辱弱、压正助邪的狗腿鹰爪。

   苦难,来自于中共漠视人权草芥人命的“国内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跃进”、"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六四"等和平年代的人祸和‘战争’,导致多少人被餓死、整死、折磨至死,被自己人關門打狗打死,且不去说它了。对六四和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迫害,都是中共针对学生、民众和信仰群体的“国内恐怖主义”战争。

   苦难,来自于中共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党控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形成了一套极为高明潜隐的剥削方式。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市长经济)时期,特权剥削浮出水面,官僚私有化撕开堂皇宏大的面纱,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即是权有。庞大的全民所有的财富,成了一小撮公仆予取予求、随意挥霍的私房钱。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国人手中,这百分之二十,主要由权力所有者和围绕在权力周围的实质资产阶级组成。

   苦难,来自于从基层到高层、从官方到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腐败。尤其是官场的腐败,已成共产党附骨之蛆、心腹之疾,“反腐”也成了最大最不耻于人的一种公开秀,边反边腐,愈反愈腐,无官不腐,有吏皆腐!

   连无数的自然灾害都一再暴露了政府漠视民众生存权的态度。人为地灾上加灾。灾难的原因各种各样,各地政府面对灾难的表现却不约而同:封锁消息,驱逐记者,严控新闻、隐瞒真相,大事化小,大灾变小。官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变过为功,因祸求福,自我吹嘘,自我标榜。

   SARS事件、河南爱滋病村事件、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三峡工程的危情、各个地区的矿难…等等,都没能得到如实、及时的报导。许多灾难,貌似天灾,实乃人祸,肇因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不尊重老百姓的生命。近来,宣传方面的控制更加严厉,前不久出台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综上所述,苦难,来自于专制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来自于无道德、非正义、反文明的邪恶政治!这一切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的缺席和文化的衰败,在于现代政治文明阻隔于国门之外,中华传统文化危亡于高压之下。

   孟子说,嫂子落水了,要用手去救;天下的人都落水了,就要用道去救。对于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苦难,仅仅医头医脚、援之以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化之以文、援之以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人苦难、解决中国问题。援之以道的“道”,在孟子那儿,指的是王道仁政,在当代中国,就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

   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外在的自由,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民主是对消极自由最好的制度保障;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是个人心灵、意志、道德之自由,中华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文化营养。

   中国社会的消极自由毫无保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四大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共对媒体和舆论的严酷监管,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无耻剥夺;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是对信仰自由的恣意嘲弄;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权力制约,“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知识阶层的积极自由饱受摧残。儒家在强调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个体的作用、价值、独立性与主动性,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曰“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孟子曰道惟在自得、不淫不移不屈、舍生而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个体要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庸众,甚至不屈服于死亡,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中共篡国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累遭劫难,先被打倒,后被歪用,与马列主义煮成一锅,沆瀣一气。正学失传,邪说纷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礼崩乐坏,道德溃散,成了文化沙漠野莽国度,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自由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了培养精神自由,追求社会自由,复兴传统镜鉴西学,引导中华民族走上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学院式的运动,它包涵和容纳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论和行动,它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与浸透了血泪的中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自由是惨受专制禁锢的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我坚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定能如袁红冰所期望的那样涌现出丰饶的文化精神、绝美的文化魅力、高贵的道德原则和自由的民族人格。是中共党主专制这个披着社会主义羊皮、马克思主义虎皮的罪恶制度导致了腐败在全社会泛滥、道德大规摸滑坡、人民大范围愚昧和底层百姓深受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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