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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推荐《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并附言

隆重推荐《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并附言

   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说,亡国是亡一姓之国,亡天下是指华夏文明之亡。以道制势网友认为,有明一代,基本是继承了传统儒学中最落后最黑暗的部分,这时期的文化已代表不了华夏文明,明末社会乱象丛生,即使满清不来,也已经是顾所说的“亡天下”的局面。另有学者称,“厓山之后,已无中国”。宋之亡,是赵一姓亡,是宋一朝亡,是中国一国亡,也是中夏文明亡。

   老枭曰:这要看所用标准的宽严了。严格地讲,汉儒(董氏仲舒为代表)就离开原儒思想了。郭嵩焘说,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认为中国自汉以来就已沦为夷狄了。

   但我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是一极具开放性的系统,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严格地讲,汉儒(董氏仲舒为代表)和宋明理学都偏离了原儒思想,但大根大本无违,明清文化并未脱离华夏文明的大范畴。明朝“天下”未亡,清朝“华夏”犹在,自中共执政以来,中国才彻底沦为夷狄、天下才真正灭亡了!

   明清两朝的君主专制达到了最成熟的高峰,堪称为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两相比较,明朝的政治体制和官风士气比清朝可观,文明程度比清朝要高。有著名独知以“明朝从未出过一个好皇帝,而满清从未出过一个昏君或暴君”来论证满清的优秀,完全是受了小说家言和影视家言的影响而昧了历史的真实。

   特推荐杜车别君《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一文,从中可见,哪怕华夏文明的末流,比起马列文化和党主专制来,依然有其优越之处。

   东海一枭2006-4-27

     

   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

   杜车别

     孟森的《清史讲义》相当糟糕,对清廷罪恶多有维护粉饰处,但其本出身清朝统治之下,奴化教育深入骨髓,满清灭亡时已42岁,所以也强求不得。他的《明史讲义》却相当不错,许多观点一扫流俗,颇有可采处。

     比如他论及明朝的廷杖时说“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这观点虽然尚未及要害,但也是挠到痒处了。

     

     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种情形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什么极端专制,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的说法都是不相容的。

     

     根据《明史讲义导读》中转述的商鸿逵的回忆“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问于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后答道:‘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

     

     孟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不够全面(对这个问题全面的分析,下文会说到),但他所谈到的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和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自然不符合。在他们眼中,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人格病态,杀戮无度,制造文字狱,杀功臣,一触即跳的暴君,如何能同“作养士气”联系起来的。

     

     应该说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谎言当成事实来相信,就如流传甚广的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问题

     许多人都说的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徐一夔、释来复等人因文字声音触犯朱元璋对“僧”或“贼”等词,如以“则”嫌于“贼”,“生知”嫌于“僧知”,“法坤”嫌于“发”等而惨遭杀戮

      而经过陈学霖的考证,事实的真相是 

     “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引自《功夫文章学子书》作者 王春瑜)

     

     另一个方面,对朱元璋杀功臣,以及制造的系列反贪大案的评论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给朱元璋扣个残暴的帽子自以为了事,却全然没有看到背后深层的原因。孟森说的好:“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国亦不可久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

       “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

     

     正因为长久以为对朱元璋的刻意丑化导致偏见蒙蔽了眼睛,许多人对朱元璋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杀功臣,反贪,以及暴虐上,这样的认识自然不全面,甚至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对朱元璋“作养士气”的一面,就更被严重忽视。。其实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的性格不但谈不上暴虐,恰恰相反,有时候温和耐心的让人惊奇。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褒奖有加的。

     最为人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周观政的例子,明史《周观政传》中的记载是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说起来,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举动。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其强项情状,可见一斑。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正因为这种风气,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象教谕,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门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

     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

     考察事实,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

     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曾经对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写了封万言书,洋洋洒洒,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批评的体无完肤。

     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他都要干涉,横加指责,肆意批评

     “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如果换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遇到这样的上书,最轻的处罚是斩首,重一点是批示一个“大肆狂吠”,然后凌迟,满门抄斩。

     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帝称其才”)。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但还需要学习磨练一下,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朱元璋就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

     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恩犹父子”,这也并非虚言,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后,解缙马上就到了京师,当“有司劾缙违诏旨”的时候,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

     

     应该说这里包含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的,决非虚情假意。

     

     同样,对另一个大才子大学者方孝孺,朱元璋也相当尊重,左东岭说朱元璋“曾经多次原谅方孝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明史中的记载是

     “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

     

     朱元璋所谓:"今非用孝孺时",应该也是把他留给自己孙子使用,所以建文一即位,就马上召用他。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他是洪武十八年中进士,在殿试对策的时候,居然在当廷对朱元璋猛烈抨击斥责说“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本以为朱元璋听了之后会大发雷霆,结果出人意料,朱元璋很高兴,把他擢升为一甲二名(明史中的记载:“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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