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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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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开新,重创辉煌-----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

    返本开新,重创辉煌-----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
   一
   许多人喜欢把中国社会落后的责任推在儒家身上。如江湖反儒急先锋李钟琴网友诗曰:尊崇孔孟两千载,直把人人变鬼魔!
   
   多数王朝尊孔尊儒不错,但“尊”的度数是有限的,阳儒阴法半真半假,更多的是形式。汉元帝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怒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而与明清相比,汉朝尊儒的度数又算高的了。

   
   其次,君主王朝对儒学的“尊”是有选择性的。朱元璋读《孟子》,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他曾下令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并特命老儒另外编一本《孟子节文》以取代《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大逆不道“非臣子所宜言”(朱元璋诏书语)的内容,其中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等。
   
   儒学作为一门入世的学说,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有不变不易的常道,也有应时而变的权道(如维护等级制度的小康学说,从历史的高度看,并非最高理想,也可以说是儒学中的权道)。上述孟子言论,就充分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的一面。
   
   二
   多数君主王朝就是这样有限度有选择性的尊孔尊儒,效果已是极为可观,历史上,中华文明获得总体上超世无双的辉煌。且不论汉唐之盛,宋朝由于严控兵权和重文轻武的政策导向,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弱国,却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最为棘手的对手。当时,蒙元铁蹄所向,大半个地球上大小王国的武装力量一触即溃,绝无例外,而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终于结束,延续近半个世纪,宋朝可谓虽败犹荣。这里少不了儒学尤其是理学的一份功劳。
   
   古代文人带兵,打仗厉害的往往不是普通文人,如王阳明、曾囯藩都是著名理学家(阳明心学,属于理分支)。曾囯藩部下湘军名将不少以治理学著称。钱基博先生如是评价名将罗泽南:“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论及罗泽南的制敌之道时,钱氏引用罗泽南的自语:“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另外我们须知,儒家倡导仁政德治开明专制,在古代普遍野蛮的“囯际环境”中,就象一个文明人落进了虎狼窝,难免吃亏。我说过,在野蛮的丛林里,文明相对弱小,仿佛羊入狼群;特别是在动乱的世界、战争之期间,专制程度更高的霸道政权往往比王道政治更富短暂效率。我曾用男性能力借喻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霸道能够瞬间勃起,但纵欲蛮干,坚而不久;王道往往勃起较迟,却有理有节,持之以恒。
   
   世易时移,时代不同了,文明时代,野蛮反成弱小。谁更尊重人权、珍惜生命,谁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也就是文明的力量越来越占上风。在文明巨大的包围中,野蛮、下流、专制的手段越来越难以占到什么便宜了。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状况。
   
   马家造孽法家恶,卸责儒家干什么?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积贫积弱,责任不在儒家,更不在孔孟等原儒身上。恰恰相反,中国科学军事制度文化的落后,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悖离了孔孟思想大道、走上了马列主义邪径所致。“尊崇孔孟两千载”,并未把人人变鬼魔,尊崇马列数十年,倒真的把人人变鬼魔了。如果清末虚君共和的立宪运动成功,中华民族早已进入另一重天地了。
   
   三
   没有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可以持续几千年而不被扭曲的。由于君主专制愈后愈严,孔子学说儒家思想在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中,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中,一些优良品格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这可以理解。但是,因为儒学的高度普适性,经过修正、完善和丰富以及某些方面的扬弃,它对人类行为和现代政治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孔子和儒家确实没有解决“政道”(牟宗三语)问题,奢望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为我们设计好具体的现代民主制度是太苛求了。但是,孔孟之道,乃人生社会宇宙的常道,其基本原则“大政方针”与民主血脉相通,如政治上的民本民贵思想,王道大同理想,不仅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融摄和统帅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
   
   我们尊儒,尊的不是它为配合君主专制需要而制定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和具体道德规范,更不是它被异端的玷污、受权力的强暴的那部分阴影劣迹。我们尊儒,尊的是它恒古不易的常道,诸如仁义、诚信、恕道、孝道、中庸之道、仁政王道等原则,尊的是它的节欲思想,和谐思想,经权思想,民本民贵思想,人道主义思想,人格独立思想,大同理想,救世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大经大法具有普世的意义和价值。
   
   还有张三世说、通三统说、孔子改制说、《春秋》王鲁说、天子一爵说等公羊学说,也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天子一爵说,不把天子当“天之子”,而是把天子从与天同体的神圣领域“贬”为世俗政治序列中一个爵位,一个象公候伯子男一样人间爵位。这样的观点其先进性不言而喻,在古代自然属于“非常可怪异议”的反动言论,故原儒和公羊家只敢遮遮掩掩地“微言”一下。
   
   我们需要返本。
   
   四
   返本,如果说是一种复古的话,目的也是为了开新。是为个体生命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为民主制度找到我们自己思想上文化上的根本。
   
   返本开新是新儒家比较一致的观点。唐君毅认为,遍观中外历史,每一新的创造,无不以复古为前导。在中国古代,不要说孔墨俱道尧舜,就是王安石、王莽也都主张复古,而他们都是要改革时代的。韩愈、柳宗元倡导文学复古,但他们都是开一代文风的大文学家。韩非、王充反对复古,而他们思想的价值,却只在怀疑方面,而并不在于建树。追逐时文的,一般都是一些轻浮之徒。
   
   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古希腊文化之古,启蒙运动时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复斯多葛派之古,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复原始的神化歌谣之古。总之,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总是以复古为革新。
   
   但唐君毅主张以宋明理学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却是我所不同意的。宋明理学已经偏离了孔学尽伦尽制的全面,只侧重于儒家内圣之道而忽略了外王学说,忽略了制度变革和王道政治等经世致用的“外王”实践,可以作为个体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却不足以开出现代民主制度来。
   
   我们返本,应该返回儒家思想的源头,抓住孔子学说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在接纳和涵盖民主的前提下重建中华文明新的体系和辉煌!
   2006-11-8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11.13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此文于2006年11月1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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