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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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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超越主客观---兼论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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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倘背道而驰,儒者当脱离现实(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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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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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哭谭嗣同

四哭谭嗣同(旧作修正)
   东海一枭
   一哭:风雨中宵读嗣同
   近重读《谭嗣同全集》,直读得热血汹汹热泪涔涔,百感交迸彻夜难眠!一个才华纵横文武兼资、铁骨铮铮大义凛凛的大丈夫形象,栩栩出现在我眼前。
   谭嗣同出身官僚家庭,父继洵,官湖北巡抚,方面大员,省部级领导也。但谭大少一不办公司,化公为私,敛财外转(转资海外也);二不嫖妓纳妾,吸鸦片烟,醉生梦死;三不倚仗权势,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而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一门心思求变图强,推动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其思想境界,别说当今中共的高干子弟望尘莫及,就是比起他们的老子,高出何止百倍!
   他集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及诗词家于一身,且能拳擅剑,内外兼修,实在是天生异才,比起草莽出身一代豪士老枭来,多了一份华贵之气,生命力更加纯净、雄健和高朗。
   他以儒学为主,杂糅释道墨佛各家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写出了5万多字的哲学著作《仁学》。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仁”,“仁”是不生不灭的,宇宙万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从本仁的不易和万象的变易中论证他的政治理想和制度变革。
   他的诗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境界恢宏,勇于创新。《狱中题壁》人所共知,不再絮叨。请看写景抒情的《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松絮宵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
   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描蓦景物气象雄奇,充满豪壮之气。
   既使是对联小技,在他手中也处处显示出他绝伦的魄力来。如:
   《又联》:“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底银”;
   《自撰桃符》:“大陆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寓斋联》:“家无儋石,心雄万夫”;
   《丁丑除夕撰联》:“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地扬威”。
   《时务学堂联》:“搅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34岁,正是建功立业的黄金年代,但他却不得不成仁取义,“死得其所”。在那外则列强环视,内则国民愚昧,上则君主庸弱,下则官吏贪腐的局势下,纵然盖世奇才,也是回天无力啊。
   他的自然生命被时代逆流吞噬了,但他的精神生命,却如灿灿骄阳,辉耀历史巨大的天幕,激励着后来的同道志士,激励着老枭之辈血为之沸,魂为之壮,心头利剑为之夜夜龙鸣!谨以七律一手,献祭谭哥雄魂:
   目光如剑剑如虹,风雨中宵会嗣同。
   先觉西寻民主梦,独痴高撞自由钟。
   生增长夜乾坤色,死带千秋侠烈风。
   安得群雄重奋起,横刀一笑万山红。
   二哭:大儒大侠大慈悲
   网友清宇君读了《风雨中宵读嗣同》,赞曰“侠烈满纸”,继问:“仁兄为何没提嗣同的佛法?光认同《仁学》似乎不完满”。
   是的,谭哥短短的34年生命,深受佛学熏陶。据同门挚友梁启超《谭嗣同传》:“…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之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
   谭曾受父命在金陵作候补知府一年。这一年里,他或闭门读书,“冥搜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或与同志友人研讨学术,议论天下大事,从不与俗吏交往,自称“作吏一年,无异入山”。当时南京有个杨文会居士,对佛学很有研究。老谭与他时相过从,切切思思(人字旁),遍窥三藏,对佛学的理解更加深了:
   世人学佛,耽贪小乘,以为清净寂灭,即是佛的宗旨了,一味枯坐念经,只求自己往生极乐,当个自了汉。老谭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推崇大乘佛谛,悲智双修,以为“度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人外无己,已外无人,度人即是度世,度己即是度人”。
   其实,儒墨佛,道固不同,境则相通。在谭哥看来,儒家不忧不惑不惧,以仁为宗,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誓不成佛”,当然是仁;而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何尝非仁?《谭嗣同传》说他:“少倜傥有大才,淹通群藉,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这群籍中,他最喜欢的是一部《墨子》。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基督教基于宗教的观念,也提倡“爱人如已”、“彼此相爱”,墨子的兼爱主张,则不是从宗教观念出发,而是本于现实,以解释现实问题为宗旨,且具有倾向性,即兼爱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对于倚势欺人者,则非但不讲兼爱,而且指为罪人,予以谴责,故墨家又祟尚“任侠”。
   谭哥在《仁学》一书中对侠士大加赞美:“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他自己就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大侠,在那众口一词“吾皇圣明,臣罪当死”的奴才堆里,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探索民主、自由的道路,追寻大同的理想。
   儒家学说,彰显“民贵君轻”、“君末民本”的思想,也隐藏了浓厚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但在长期封建专制政治压制下,近乎失传了,多少读圣贤书的小人儒,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帮助凶手箝制思想扼杀人性,实乃“托之于孔”的伪儒。谭哥对此深恶而痛绝之:“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大仁之极,大勇生焉。在生死关头,谭哥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师友,自己毅然留下来,“我以我血荐轩辕”了。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并非出了一时冲动,而是素养所成,其来有自,来自于他亦儒亦侠亦慈悲的信仰,“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久矣”(梁启超)。他希望以自己的血,唤醒愚昧麻木的国民,警示醉梦昏昏的国家。
   遗憾的是,后人却辜负了他的大仁大义大慈大悲,辜负了他洒向苍莽神州的一腔热血。清王朝翘了辨子,可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东,却依然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乌乎哀哉,伏惟尚飨。谭哥,你死不暝目啊。
   三哭:一掷头颅泰山重
    已为维新志士、一代大豪谭哥写了两个贴子,在众多致敬声中,也有不和谐音,如狼九鸣君“老兄似乎十分之推崇谭嗣同,可惜此君和康南海,梁启超至死不明白君主立宪在中国是死路,最后选择以流血祭变法,为践踏中原大地的满清朝廷作忠臣孝子,血流的实在不值”。
   不禁大悲。
   狼君差矣!谭哥生平对君主专制制度,可谓深恶痛绝:“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跪拜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丈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而文字之祸烈矣”。
   在《仁学》中,他对愚民、欺民、虐民、防民若贼、“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的专制体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对于清王朝“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当时既纵禁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等屠杀虏掠的做法悲而且愤,斥之为禽兽之行。谭哥之死,绝非“为践踏中原大地的满清朝廷作忠臣孝子”可知。
   不妨来分析一下,老谭为什么可逃生时却自愿选择了死。
   在“百日维新”这幕高潮叠起的历史名剧中,谭哥夜探袁大头,乃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幕。可惜几个侠义书生将重宝押在了一个枭雄身上,终被欺骗并出卖。剩下的就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了。大刀王五、传教士李提摩太、东洋志士及梁启超等,都纷纷劝他出逃。谭哥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迟疑地拒绝了: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邻,吾与足下分任之”。他把图将来的责任交给梁启超,把一死以酬“圣主”与召后起的义务留给了自己。死与生,都一样艰难和高贵啊。
   或许,由于自己寄望于袁世凯的天真,导致变法夭折,谭哥自觉有愧于光绪帝的信任,末尝没有一死以报的念头,但这是激于侠义之气,不能因此就得出为清廷尽忠的结论。况且当时清廷大权实掌在慈西太后手中。对关狼九鸣的指责,谭哥在《仁学》中己先期作了明确的回答:
   “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也。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有不少朋友以老枭狂傲为病,不知谭哥那才叫傲哩。宰相兼帝师翁同和在日记中评谭哥:“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界子弟中桀傲者也”。如此绝顶自信不可一世的绝世之雄,当然不屑于与官宦宫女匹夫匹妇同列的。在他的心目中,光绪与其是君,倒不如说是同道的战友。
   谭哥是儒士,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大仁者必有大勇,成仁取义,乃儒家人格的至高境。他又是侠士,“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仁学自叙),轻生死,重然诺,乃侠之大者。他还深研佛学,参透了生死奥秘,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以广度苍生为己任。谭哥以自己的死,树起了变法志士杀身成仁的崇高形象。还是沈默之说得好:“能够为一种理想而献身,是一个勇气和忠诚的问题。这种勇气,正是我们当前所缺少的。”
   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烈士鲜血的警示作用,过高地估计了麻木沉沦的民族魂,沉沉长夜并未因此而启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狼九鸣之流,蘸着他的血品人肉馒头,并泼以脏水。是啊谭哥,你的血流得实在不值啊,这些愚昧落后、懦弱自私的奴隶和奴才,什么时候才能醒来,才能奋起,告慰先烈于九泉之下?
   “君主立宪在中国是死路”的说法也值得商榷。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境地,一些有识有志之士开始从政治体制上考虑问题,主张改革千余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摸式,大力发展工商业,这种思潮逐渐发展为政治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打破专制而实行议会政治,谭哥与其师友康梁,便是其中领袖人物。“百日维新”的变法运动因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阶层的抗拒和袁大头的叛卖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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