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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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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化自我,教化政权!

圣化自我,教化政权!

   一

   有网络大侠建议我帮助中共建立法制而不要一味反共。我说中共必须民主化与儒化我才不反,问他能令小胡温跪下拜师么?网友曰:东海君如此处世,只能让对手们多一个贬嘲的有效口实。此人不知我一向宽以待人只对领导人“从严处理”,不知帝王拜师自古常然,何况当代领导?

   对一般美眉嘻皮笑脸胡调乱戏,那是男人的本色风流;在良家妇女、朋友妻女面前眼观鼻鼻观心谨言慎语,那是自我尊重和对朋友的尊重。同样道理,平时待人接物温良恭让,那是礼貌修养;说大人则藐之,敢言敢怒不屈不移,以道自贵以道自尊,那是君子道德圣贤气象,是另一种更高的修养。普通民众对我呼马呼牛悉听尊便,胡温辈不来拜见我、如果见了我不毕恭毕敬叫老师,只怕要挨几下打狗棒!

   胡温与我并世而生,是他们的幸运,不肯拜师敬枭恭领教诲,又是他们的不幸,更是中国的悲哀!战国时,郭隗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厮役处”。尽管世易时移,霸者之道帝王之道都过时了,但道理有相通处。君不见胡温手下、中共官场尽是厮役奴才乎。我说过,中共党魁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属党文化深度中毒患者,脑袋已花岗岩化,不可能领悟我的大智慧大慈悲,不可能真正尊重我,遵照我的教导做一个“大有为”的伟大政治家!

   二

   以道自重、以道自任的士林传统,与贡高我慢、自我夸耀的精英意识,完全是两回事,就象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已”是为了自我的完善发展,并非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一样。一些学者或基督徒肤浅管窥,便说儒家有自我迷恋、自我圣化情结,其实是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

   历代大儒以道的承担者代表者自居,“士志于道”,把谋道行道当作自己的理想与使命,自爱自重,自强不息,正心诚意,成德成圣,也可以说是一种圣化自我。只是对于儒家来说,这个圣化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涂脂抹粉式的自我圣化,而是为了卫道弘道,以道制势,以道“正”权,儒化政权。

   “圣人的架子”是摆给权力、主要又是摆给君主看的。就象老枭之狂,是有方向感和针对性的。有网友说我网上与网下截然不同,网上雄威凛凛骂贼无忌,网下春风栩栩公子多情,如此矛盾,怎么解释?我笑道:很简单,因为我面对的是佳人不是贼!我的威风是耍给贼看的。

   自古以来,儒家无权无势无兵马无粮草百无一有,与掌握了政治经济各种资源的政统周旋,靠的就是“道”。这个道字含义极丰,形上形下,亦道亦器,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什么,只能勉强说说。在原儒那里,道有天道人道之别,内圣外王之分;道本原于天,内在于人,天人合一;道成于个人,为圣心仁德,行于社会,为王道仁政。荀子说“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觉得可以简化为一个字:仁。如果说忠是一种心的坚守,尽心尽力,恕就是心的外推,将心比心。忠恕都发自于仁。孟子重内圣,倾向内在修养,“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重外王,倡导礼制,重视外部教育与规范。两人侧重点不同,统一于仁字旗下,其道一也。

   对于儒家,内圣又是更为根本的,是道之尊严的基础。也就是说,面对不受任何有效制约的政治权力,他们只能到内心去寻找武器和力量,从而以人格的尊严去体现道的尊严。心灵的高贵、道德的高尚、自我的完善是他们唯一的后台和最终的背景。

   所以孔子把修身当作弘道的前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虽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主题进行修身的。通过修身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修身本身是目的,同时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最高人生价值的道德基础和必经途径。修己以上达天德,树立一种超越狭隘个人利害的理想主义和超越现存政治体系的独立精神价值,为弘道打下扎实的内在基础。

   三

   修身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圣化的过程。通过修身,达到怀仁、知礼、制命、尽性的人格高度和精神境界,不淫不移不屈,无畏无惑无惧,就可以作为道的承担者代表者,拥有“傲视权势和财富的资格”了。故曾子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孟子•公孙丑下》)。

   面对世俗政权和君主权势,孟子明确提出了“道尊于势”的观念,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之尤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还提出君子圣贤的“天爵”以与天子的“人爵”相区别。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天子位列爵秩,是人爵。仁义忠信才是天爵。

   荀子曰:"有义荣者,有执荣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执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执荣。”荀子所谓的义荣,相当于孟子所谓的天爵。

   荀子也很重视修身,作有《修身》篇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士君子不以贫穷怠乎道。”要求“士君子”不为势所屈,不枉道从势。但荀子要比孟子现实一些,虽然仍以道自重,但不再强调道尊于势,而仅表示“从道不从君”。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与颜鉫的一次辩论,可作为势与道之间的一次较量。齐宣王与颜鉫相见,鉫说:"王,你过来!"齐宣王很不高兴。颜鉫答道:"夫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鉫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齐宣王忿然问道:“王者贵乎,士贵乎?”于是颜鉫纵论古今, 阐述了朝代更替国家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得出士贵于君的结论。齐宣王被折服,说道:"嗟呼!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当即拜颜鉫为师。

   四

   春秋战国期间,士人以道自尊,各国君主亦尊士成风。鲁缪公欲以子思为友,子思不悦,坚持自居师位。(《孟子•万章》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

   魏文侯为图大业,广招人才。他看中了当时有位叫段干木的名士, 再三延聘,委以高位,均遭拒绝。魏文侯每次从段干木门前过,均伏住车轼,表示敬意。驾车者不解,魏文侯答道:“段干木先于德,寡人先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史记-魏世家》)。这表示魏文候在理论上已接受了道尊于势的思想。

   李健胜《稷下先生社会地位刍议》介绍,齐国设稷下学宫招纳天下之士。齐宣王对七十多位有名之士给予优厚的待遇,“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稷下先生到各国都受到优待。《史记•荀卿列传》说“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余英时认为“依照当时的一般观念,士和君主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即师、友、臣。”他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中说:“稷下学有两个特点最值得注意:第一是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第二是这些知识界领袖的专职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评故事。”他认为稷下先生“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师友。

   据钱穆先生考辩,孟子曾拒绝为稷下先生。孟子游历齐国时,齐宣王想以稷下之礼来待孟子,孟子不受。孟子认为“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岂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么敢和君主交朋友呢?论德行,那么你是服事我的,怎么可以和我交朋友呢?”齐宣王只好以客卿待之。

   孟子因宣王不能用其治国之术,离开齐国。宣王挽留孟子,还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汲汲于行道天下,岂是贪图表面尊荣之人?当然不干了!

   五

   随着秦汉大一统的确立和君主专制的加强,在知识分子与统治者之间也就是道与势之间的较量中,道越来越处于下风。董仲舒以神灵之天制约世俗王权的尝试,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次提升道的地位的努力,格于历史条件,未能使道重新尊于势,但也得分不少。

   到了程朱理学及阳明心学,儒学不断内向型、精微化发展,从重道德发展为唯心性,越来越往里面“修”去,把修身视为最高乃至唯一的人生价值,忽略外王事业,透出神秘色彩。这与佛道的影响有关,更是君主专制越来越成熟、历史环境越来越严酷所致。但宋明理学高扬天理的旗帜,实是旨在重建道统尊严,是对道尊于势的美好传统的一次弘扬,虽效果有限,流弊多多,毕竟精神可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可谓个性卓然,风骨凛凛!

   程颐一直没有做官,大臣屡荐屡辞,其兄程颢亡故后,他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才以布衣身份任崇政殿说书之职,为宋哲宗讲课。“正叔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人问程颐为何如此,他说“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二程集》),一付帝王师的样子。他还要求准许坐着给皇帝授课,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宋哲宗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板起脸孔告诫: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此君尽管不少言行过于狂傲和不近人情,却也充分体现了理学家的尊严感。

   理学家们以传道卫道者自居,认为道统应在政统之上。他们以道自任,刚正廉洁,铁骨铮铮,忧国忧民。宋朝吏治颇好,其官僚集团在历史上最为廉洁,与理学的传播关系甚大,宋以后历朝历代的清官名臣,大多也是理学人物。关于道(理)尊于势,明儒吕坤在《呻吟语》中说:

   “古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有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长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余英时说,由此可见尊道卫道的传统从战国到明末始终保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儒家的“道”不具备任何客观外在的组织形式(象西方的上帝,有教会),“弘道”的责任主要落在一个个儒者个体身上。凭精神修养“铁肩担道义”,不啻为一种基督徒式的肉身成道或道成肉身的悲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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