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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解古文,厚诬古人!----略驳綦彦臣《孔丘诚实与善良吗?》

歪解古文,厚诬古人!----略驳綦彦臣《孔丘诚实与善良吗?》

   前言

   刘晓波《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文中提及的一些问题,拙文《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已有阐述,枭文《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读经札记兼驳刘晓波的孔子观》亦反驳了刘文中的一小段话。綦彦臣在《孔丘诚实与善良吗?-----兼论理性历史批判之于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一文中(下简称綦文)一开头就以“一位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资深自由学者”的身份铁口直断:“晓波对孔丘的批判言论是正确的,老枭的反驳就显得牵强附会甚至词不逮意。”云云,只有结论而没有任何论据论证逻辑推理过程。枭文什么地方显得牵强附会甚至词不逮意?綦彦臣完全可以费一两句话具体指明。空言泛论,自鸣高明而不负责任。

   另外,枭文《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中讲得很清楚,不撒谎、不为恶是我的两项基本道德原则,并未说是孔丘的(尽管孔子的言论行为亦符合老枭的道德原则,或者说老枭的基本原则不脱离孔子的义理范畴),綦文“针对老枭所论孔丘诚实(不撒谎)、善良(不为恶),专门提出批评。”批评的“针”其实没有“对”上。

   读罢綦先生全文,发现不求甚解而歪解古文厚诬古人的地方不少。略挑数处予以辨正吧。

   一

   綦文:孔子的学术道德终极是恢复周朝政治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朝制度所依托的意识形态根本是天命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体现了高度的二律背反:其对外即殷商旧族及潜在的夺权者称曰“天命不僭,世袭罔替”;其对内说“天命不于常。”

   周朝的文物典章制度是夏、殷以来文化发展的高峰,与夏殷相比,孔子的基本态度是遵从周礼,但也不是绝对。康有为说:孔子改制,取三代(夏殷周)之制度而斟酌损益之。“吾从周”,所要“从”的是周“监于二代”这种对待传统既有传承又有革新的态度和精神。綦文“孔子的学术道德终极是恢复周朝政治”的判断偏差不小,孔子的政治理想不是恢复周朝政治,而是对夏、商、周的礼乐制度都有所借鉴和损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制。据公羊家言,《春秋》就是为新王朝立法的。

   綦文对周朝的天命话语体系的理解“差之毫厘”。周以前,人的祸福完全由上帝、天等人格神决定,人完全处于被决定的地位。由周初开始,天仍然是人格神但退居于监督地位,人的祸福最终由人的行为决定,天、帝只能根据人的德行罚恶扬善。王国维先生曾指出,殷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过一场巨大变革,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那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周人宣称,殷商虽曾禀受天命,因玩忽职守,已自绝于天。周王朝则因为具有美德,故为天命所归。

   说“天命不僭”,“天命有常”是就天命的性质而言,根据儒家文化的义理,公、诚、仁、中、行等,是人道之常,也是天道之常;说“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则是就人事的变化而言,人的行为如逆天悖理,无道不德,天命是会转移的。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故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以德配天”。人因其自身德行而可以主宰命运,天命由我不由天。在这里,天命形上有常,形下无常,有常无常,一体圆融,没有什么“二律背反”。

   二

   綦文:“使乱臣贼子惧”的教育机制总是制造出大量的“乱臣贼子”。历史上两个政治灾难高峰期均发生在儒教的鼎盛之后,即南魏晋南朝因于东汉之亡,五代十国因于李唐灭绪。

   制造出大量“乱臣贼子”的主要是等级特权制度,君主专制属于“善的等级制”,比起党主专制来固然要好,毕竟是专制。哪里有专制特权,哪里就有腐败,就有反抗,就有“乱臣贼子”,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汉唐升平日久,国祚绵长,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同期西方相比,已算了不起的成就了。汉唐之亡,恰恰是“礼崩乐坏”、儒学衰微所致(历史上多数王朝表面尊儒,实则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东汉末年魏晋时候儒学地位已非常低,唐代外儒内“道”,儒学地位实质上并不高)。

   香港学者汤恩佳在《儒教在当代社会的伟大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正因为有了孔教,才能以孔子儒家思想为精神纽带,形成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才能够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创造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辉煌灿烂的文明。历代政治集团对待儒教的态度决定了其成败。汤恩佳举了五个典型例子:

   一、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采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坑杀儒生,烧毁儒家经典,结果是人亡政息;二、明朝中后期,统治集团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出现专制主义强化、政治腐败、特务横行、争权夺利等弊端,于是在农民战争打击之下走向崩溃;三、清朝统治者虽然表面上接受儒家文化,尊崇孔子,但为稳定其统治,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驱迫知识分子淡化儒家义理,转向训诂与考据,因此,清代就没有出现足以引导社会思想意识的儒家大师。西太后反对光绪帝的变法维新,弘扬孔教的康有为被迫流亡。其结果,是将中华民族引向分裂、内战的苦难深渊,自身因此也走向败亡;四、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猛烈冲击,结果是丧失了道德观念,陷入了腐败内乱之中,很快走向灭亡;五、“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批孔反儒的逆流,结果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自己迅速走向灭亡。

   以上五例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尊孔的时代,都是天下大治;凡是反孔或淡化孔子的时代,都是天下大乱,甚至人亡政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孔批儒不仅导致自己的败亡,而且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注1)。

   三

   綦文:孔丘之为人,性格变态、妒心深重。除了对几个历史人物如管仲有好评之外,当世之人(政治人物)在他眼里“几无好人”。他认为任何善行的道德动机都值得怀疑。其一者,肆意挑剔晏婴,而其挑剔的理由竟然是晏婴的俭朴──其所用公车不达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说:“总理怎么可坐普款桑塔纳呢?”);攻击晏子不以车马治大夫威仪还不够,干脆指责其“事三君而顺”是人品不好的表现。其二者,恶意猜测微生高(即世传之尾生)之品行,《论语.公治长》有云(今译):“谁说微生高正直?有人向他讨醋,他向邻居借来,再交给讨醋的人。”

   晏子比孔子年长大约30岁,基本上属于同时代人,相互间有过讥刺,也有肯定和赞美。说孔子“指责其事三君而顺是人品不好的表现”,纯属断章取义的诬蔑。晏婴聪慧耿直治国有方,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世,皆被重用,孔子游到齐国,因“晏子事三君而顺焉”,一开始疑其人品不好,不愿见他,并想当然地议论他,但听到晏子的话后就后悔了,先托弟子宰予向晏子谢罪,随后又亲自去拜见道歉。详见《晏子春秋-外篇》(注2)。

   孔子绝不会因为晏婴的俭朴而攻击他。据《礼记檀弓》记载,“攻击”晏子的是有若,为晏子辨护的是曾子,两人皆孔子弟子。曾子称赞晏子知礼,有子说:晏子办理父亲丧事,礼仪草率,简慢宾客,怎算知礼?曾参反驳:“你不知晏子良苦用心!当国家奢侈成风时,君子就应力倡俭朴,丧仪的简化正是晏子的高明啊。”《礼记》肯定晏子的做法。

   《论语.公治长》提到的微生高,又称尾生高,鲁国人,以正直、守信而著称。《论语》关于微生高这一段,朱熹注曰: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

   醋不是什么要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何必这样世故。孔子通过借醋这件事断定微生高不“直”,虽有点“小题大做”,但也绝非“恶意猜测”,这个尾生高确是一个曲意循物、沽名钓誉的人。借醋一事也罢了,他曾与一女子相约桥下会面。女子失时,河水暴涨,尾生高抱住桥柱子死等,最后被淹死。这种迂执不化的行为毫无价值、意义可言,而且是违仁背义、害己害人、不负责任的:对自己、对所约女子、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负责任。古今人都以尾生为守信的象征,衡以儒家义理,守小信而违大义,莫此为甚。

   四

   綦文:至于他因学术之争,利用代相之权杀了少正卯,已有历史定论,无须细论。

   关于孔子杀少正卯,衡以孔子生平言论和行为,当无此事,綦文云“已有历史定论”,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后代儒家学者多怀疑此事有误,所举理由共有以下几点:一,春秋时未有杀士的记录,诛一大夫更非易事。二,其事不见于《左传》、《国语》、《论语》、《子思》、《孟子》诸书,而仅见于《荀子》。三,此事可能出于韩非、李斯的虚构,为以后“坑儒”的先声。四,孔子指责少正卯“人有恶者五”与《荀子•非十二子》相近,少正卯或可能为十二子的化身。五,孔子主张“为政焉用杀”,而此举与其主张明显不符(注3)。当然,上述见解亦非定论。

   我相信孔子“没有以细故杀大臣”。但我以为,即使有这回事,我们“也需以历史的眼光作具体分析”,不宜用现代人的眼光苛责古人,同时,我们不仅不能把孔子的原教旨和孔教的具体实践混为一谈,也要把孔子本人的政治理想和具体实践、把他政治思想中的主要原则和次要观点适当区分开来。

   五

   綦文:关于孔丘删改诗书《诗》(大后才称为《诗经》)的史实,晓波基本论述清楚(关于孔子删诗,晓波写道,“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300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300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其实孔丘手法最劣者是肆造一部道德史即《春秋》。故孔丘自己预测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整个《春秋》把《鲁春秋》删削一乱,历史无法复原。其中以剔除仲山甫的政治影响为最劣手腕,多亏《诗经》尚未删掉《烝民》一首,才使杰出政治家仲山甫之零星事迹有可记者,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仲山甫之源资料来自何处,至今已成为迷团。

   孔子编诗,只是根据自己教学实践需要从大量诗作中选辑一些佳作,就象从《全唐诗》中选出《唐诗三百首》一样。若非一炬秦火,焉知其它诗作不与《诗经》一起流传下来?始皇焚书,大量儒家典籍化为乌有,六经中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有赖于民间秘藏密传而保存,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乐》经则已失传,这又是谁作的孽?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诗书礼乐易每一部都是中华文化的大经大典,尤其是他晚年作《春秋》,实为改周制、当新王、合内外、通圣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化自信,而且是表现他祟高无比的历史责任感。司马迁和董仲舒都说过,《春秋》一经“文成数万,其旨数千”,现在《春秋》总共万八千字而已,可见不是完整的孔子原品。但就凭这不完整的春秋,公羊家从中总结出许多微言大义来(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以记实历史书标准来衡量春秋,不懂春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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