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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至乐无所倚,幸福在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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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重弹: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

老调重弹: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

   枭鸣天下之二四五:

   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

   -----我的改良主义宣言

   凭何解世纷?赤手入危群。

   两极成金塔,九州变古坟。

   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

   回首天涯月,孤光战乱云。

   这是我的一首抒情明志之作,标题《写怀》。大意谓:当今贫富悬殊,强弱对立,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而恶法森严,“卫巫”纵横,民众敢怒而不敢言,整个中国成了一座巨大的活死人墓。这是暴风雨的前夜、火山爆发前的沉默。值此世变将起之时,老枭基于浓重的忧患意识和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冒着一定的风险,奋起议政骂鬼,高弘民主思想,疾呼改良政治,仿佛天涯孤月,挣扎着艰难地发出清光来,与压城黑云作战!朱学勤曰: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此诗借拱卒喻改良,以将军喻革命。

   确如茉莉所言,将军并不意味着暴力。甘地、马丁路德金等,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象征。但在中国,尤其是“革命”时代,将军与暴力之间,只隔了一层一捅就破的处女膜。就象革命一词,本富弹性,按霍布斯鲍姆《革命时代:1789--1848》一书定义,既包含法国式的激烈的政治变革,也包含英国革命式的工业化渐进过程。但在中国的传统意义和现代语境中,革命与暴力密切相连,仅指以暴力手段造成政权更迭。改良则指以和平理性的手段促成制度的更新。“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一联,可视为我的政治观点和向度。

   有朋友认为我走的是康有为的改良老路,不知我与康氏同中有异。在康氏眼里,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在我眼里,专制是罪恶的根源。康氏保皇忠君,视帝为主,主张“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当然,康梁君主立宪在当时亦有其合理性,不详),老枭保民尊民,以人为主,以人之价值为最高价值,对独大的政党充满憎恶鄙视,希望老共早日还政于民,还自由人权于每一个人,主张“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之所以只当反对派而不当造反派,只主张和平抗议不赞同暴力革命,有几个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容我细细道来。

   原因之一,许多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已严酷证明了,不少有识之士(如网络名家芦笛)已充分论证过:以暴制暴的革命行动难以达成以暴变暴的民主目标。中国历史上所有革命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换汤不换药、换人不换制的以暴易暴,不论是打着均贫富等贵贱及太平天国的旗帜,还是打着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招牌,不论是农民阶级起义还是工人阶级造反,革命的果实最后总是不约而同地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所篡夺。既使是以争取民主来唤醒民众的当年中共群雄,一旦粉墨登场,也是享受特权尽心竭力而侮弄民主不遗余力。我对中国革命会出现华盛顿那样的人物不抱任何希望。在中国,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民主阵营、革命阵营(如果爆发革命的话)中,华盛顿这样淡泊高贵的人物根本就没有暂露头角成功掌权的希望。中国缺乏生长华盛顿的土壤。如网友曹凯说,在一个公民社会与自治传统几乎为零的国家里,暴力革命极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独裁。

   在中国这样民族主义异常浓烈专制主义根深柢固的国度,民主制度既无法从外部武力输入,也无法靠内部暴力造成。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道路,只能是自下促上、自上领下的良性互动的根本性的政改(或曰阶进的和平的革命)。兴衰存亡,在此一举。

   原因之二,革命负面作用太大,成本和代价太高昂了,外创深深内伤累累的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人民再也承受不起动乱了。毛伟人教导我们:革命不是绣花溜鸟,请客吃饭,那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要尸积成山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象法国大革命,在正义与人道、自由与博爱的伟大原则指导下爆发,实际上完全是靠一连串的暴力和非道德非正义行为推行的,革命政府任意逮捕、任意杀害、任意审讯、任意没收财产。杀完贵族杀平民,杀完“敌人”杀自己人,几乎所有革命领袖都成了不择手段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认为,为了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必须采取流放监禁和屠杀等严厉手段。于是,罗伯斯庇尔把许多战友们送上断头台之后,他自己也被革命法庭革掉了命。以致伯克“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性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

   拜我党数十年阶级斗争学说的熏陶和愚民教育之赐,当今社会愚民暴民太多,一旦动乱起来,那些平时的贱民、刁民、愚民,包括受尽权贵欺凌压榨心怀冤屈的良民,都会毫不迟疑地一夜间化作噬血的暴民。纵然个别民主领袖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和正义博爱的情操,也绝无力控制群雄争霸、“将军”并起的混乱局面,纵然老枭出山“弄潮儿向潮头立”,也终难力挽狂澜。结果只能是社会分裂,全面崩溃。

   由于当今特殊的社会现实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如再爆发暴力革命,后果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严重,大乱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华民族永远毁灭。王力雄说得好,“必须认识到今日中国与以往有了一个根本不同──因为不再有文化框架的支撑和生态底座的承托,中国也就因此丧失了进行造反革命或夺权战争的基础。…没有文化框架支撑和生态底座承托的社会就像走钢丝,一旦失去平衡就只能一坠到底,而没有可能坠落半途再返回钢丝。所以且不谈今日中国还没有发动革命的条件,即使真能发生革命,导致的结果也会是同归于尽”。(王力雄《枪杆子已经不能出政权》)。

   自由成普世价值,民主乃时代洪流,中共抗得了一时拒不了永久。只要不陷入动乱、暴力、内战的深渊,纵然迟缓一时,中国人民终将沐浴民主之光。如果让革命迎头赶上并压倒改良,那可就玉石俱焚、万劫不复了。

   原因之三:革命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不仅是社会和国家的,也需要参与者个人支付。那是要把小脑袋揣在裤腰带上的。老枭爱我祖国爱我同胞,同情弱势群体,渴望全体人民包括自已全都过上自由而又尊严的生活。可我“赤手解世纷”的救世精神是有限度的。牲牺一些时间、精力、物质享受我心甘情愿,如果要我为此而抛妻别子,抛头颅洒热血干冒奇险,拿美好的生命、拿一家人的幸福去作毫无意义乃至负面意义赌博,恕我怯懦了恕我自私,我没有那么伟大。那怕仅让我为此忍受几年牢狱之灾,我亦迟疑生怯。

   有人改夏明翰先烈之诗鼓励我为民主事业献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你老枭,还有后来人”。我“剥”裴多芬诗回答:“民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暂可抛”。老枭有妻有子、有钱有闲,如果为了民主自由,让枭婆失去老公、枭儿失去父亲、老父老母失去儿子、弟弟妹妹失去兄长,让我失去读书写作喝酒泡妞的快乐,实非所愿!而且,除了来自统治集团垂死挣扎的迫害,还有来自民主阵营、革命队伍内部的争权夺利(对国人的劣根性我洞若观火,有权力处就有争夺,民运、革命人士自难例外),也是我所不愿面对的。

   原因之四:我缺乏强烈执著的政治野心。于我而言,向往民主追求自由,仅仅是人生理想的一个方面。人生太美好太丰富多彩了,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享受的乐趣太多啦。老枭不用为衣食劳碌为前程忧虑,不用低三下四不三不四,不用听任何人的话音看任何人的脸色。每天赏石、玩拳、品酒、上网、吹牛、骂鬼,只愁时间太快,生命太短暂。在《向官场外寻真乐》一文中我说过,有人说世间至乐之事是玩政治和玩女人。女人则固然,政治则非也。政治既龌龊又危险,没见自古至今多少政坛大腕把命也玩进去了吗?跳出权力的魔圈,离政治远一些再远一些,将会发现,世间好玩的、快乐的事情数不胜数。

    “红粉”给人带来的乐趣,比起外在的权力和富贵来,就更本质也更细腻、浓烈,与生命贴得更近,与心灵息息相关;文学艺术、武术气功给人带来的快乐,比权力精致高雅,比情爱性乐,淡远持久。还有一种至高的快乐,深不可测,妙不可言,至乐无乐,非凡夫俗子所能了解,更别讲体验了。那是一种开悟的禅悦。惟大丈夫能皈佛。佛者,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澄明境界。老子、庄子,都是大觉悟者,可说是东方的佛。参禅求道,悟道了道,此中有真乐,欲辨已忘言呀。

   综上所述,对于革命,若非象水浒中多数好汉那样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国恨家仇全集一身了,我持既不以实际行动参与但也不反对的态度。之所以说不反对,是指我不会在行动上反对别人革命。造反无罪革命有理,革命是被统治者的残暴凶恶逼出来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如东方评议网友所言:“一个社会发不发生暴力革命,取决于这个社会现存的社会结构性张力的大小。这种张力源自于思想发展倾向与社会现实发展趋向的相互关系。如果改良的进展速度没有思想的发展速度快,就会使张力增加而产生暴力革命。如果思想与社会现实相违背,则就会以迅速的、惨烈的形式爆发革命”。

   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厌恶和鄙视这个造孽万民遗祸天下的共产意识和制度。如果年轻二十年,面对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现实,我或许会赞同乃至号召、参与革命,轰轰烈烈造它一反干它一场。随着年龄老大,激情渐渐让位于理性,或者激情虽在,却以冷静、内敛、澄明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革命,乃作如是观。对于自己,乃作如此定位: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

   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至今为止,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党手中,但从历史的高度看,干柴已积,烈火渐燃,机会渐少,时日无多了。让我们呼吁:不要逼人民造反,不要把社会和国家逼上绝路!自古以来人民不敢言而敢怒,现在缺少的仅仅是陈胜吴广这样的领头人物。再不顺时而动,任何在正常社会中微不足道的社会事件包括自然事故,都有可能成为巨大灾难的导火索,就象出尘公子数来宝唱的:“大厦咔嚓不管了,中国快要没救了,我党死性再不改,一拍两散中国完蛋了”。来日大难,玉石俱焚,中华民族,永沦劣等!为民为国为自己,凡有志有知之士都无法坐视。

   其实我早说过,老枭读书读世,亦虚亦实,理论实践,能言能行,而且富有人格魅力、交际能力、文字功力和思想影响力,真到了大乱之时,各门各派纵然争取不到我,轻易也不会得罪我。不论浮海还是入山,自保身家,绰乎有余。只要我不去凑革命或镇压的热闹,怎么玉石俱焚,也焚不到我身上。之所以“此生甘拱卒,永世不将军”,实在是不忍见生灵涂炭、历史倒退,不忍使民族的元气再受一次巨大的戕残。身未槁、心未死、血犹热啊。

   就宏观言,共产党作为一种党派及其制度,反动腐朽,坏事做绝。作为一群人的集合体,却并非铁板一块。它在培养了大量贪官恶吏坏蛋恶棍、在生产了大批无知无德无义的“三无”产品的同时,毕竟也有例外,反动中有进步势力,腐朽中含健康力量,例如其中领袖人物,先有陈独秀、李大钊,前有胡耀邦、赵紫扬,后有朱镕基、温家宝,皆不愧有知有志之士乃至人中之杰、国家之宝。而且作为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着想,也不得不作出让步、有所进步,这些都是改良的契机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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