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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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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棒喝云尘子

继续棒喝云尘子

   枭文《岂有真儒作共奴?》借批驳云尘子君《郑重声明》之机,对广大儒者发出最严重的警告,希望他们真正做到“是非面前,理当有所抉择;大义当前,不敢有所退避”。云尘子跟帖自辨兼反驳(附),所言六点,逻辑、思想颇为混乱,对儒家之道见小不见大,知一不知二,与其“大儒”之冠颇不相称。为免误导后学,逐点简析。我岂好辨哉,我不得已也,继续棒喝云尘子,是为了指桑打槐,棒喝广大儒者和民众,也望云尘子有所反思和镜鉴。

   一、云尘子曰: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阁下以自己之狂,在下固然可许阁下为狂士,但绝不以为是儒学正道。

   东海一枭曰:我多次说过,不论用现代文明标准还是“封建时代”的标准衡量,中共政权都不具备合法性,既无民意的合法性,又无传统的合法性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不论从政权的合法性角度还是从华夷之辨、王霸之辨等角度去考察,中共都不应是儒家“事”的对象。云尘子认为乖乖地为中共服务、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事君尽礼”,枭眼看去却象为敌帮闲、认贼作父!是老枭的“狂”还是云尘子的“尽礼”更符儒学正道,不难辨也。

   目我为猖狂妄行之人者众,不知尽心知性,自然大雄无畏大智无惑。我就算狂,也是义理之狂,非世人浮躁无根、哗众取宠之血气之狂可比。

   二、云尘子曰: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阁下以为执政党是能够轻易和平让位的吗?假如天下大乱,不惜让天下百姓身受战争离乱之苦?百姓并不在乎由哪个党执政,但在乎是否生活的安宁幸福。

   东海一枭曰:民主自由事业不是历代“英雄豪杰”和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霸业,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专制霸业集权于己,压迫于民,而自由是追求民主还权于民的事业,民主是维护自由维护人权制度。专制兴,百姓苦,自由兴,社会新,民主制度下,国民才有真正的“生活的安宁幸福”可言。在那样的制度下,确实可以说,民众不太在乎由哪个党执政(也不能说完全不在乎。不同政党的各种政策方针亦有所不同,所以要竞争上岗)。但在一个专制社会里,说“百姓并不在乎由哪个党执政”,则是厚诬民众,未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正因为中共不会放弃到头的巨大的特权利益而轻易“和平让位”,才需要包括儒者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奋起抗争,把“江山”从屁股底下取回来,把广大同胞被剥夺殆尽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从中共手里争回来。如果说这样仁义的追求、正义的抗争,会引起天下大乱,恰恰说明中共乃空前腐败、特权、专制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恰恰说明,追求和建立民主对于中国社会是多么重要!何况,对广大弱势群体而言,“天下大乱”久矣,所谓的“盛世”,是只停留在电视屏幕里和各种会议上。“盛世”的“美好”,是只有一小撮特权分子才有资格享受的。

   三、云尘子曰:《易经》说:“元亨利贞。”阁下以为一百年的反传统,能让执政党、让华夏百姓一夜之间接受传统吗?假如如今执政党就宣布把华夏正统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绝大多数华夏子民会理解支持吗?失去民心的结果会如何,阁下应该知道。

   东海一枭曰:我从来没有奢望执政党和华夏百姓全部地、完全地接受传统,更反对把儒学上升为儒教并将它作为政府的指导思想。只要自由足矣(民主制度自由社会),各种文化体系完全可以也只能在公平、自由的平台上争鸣和发展。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民主可以说是提供和保障这一平台的最好制度。

   民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固然源于西方,其价值却是普适的,与各种不同的宗教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文明)完全可以并驾齐驱,并且已成为各种文明共同认可的"基本文明",被大多数国家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何况民主与儒家民本思想大同学说的精神也是完全相通的。

   民主,以定期选举为核心要素,不过就是人类定期“三公”(相对的公开公平公正)选举各级领导人的一种活动而已。至于具体制度形态,可以因国而异。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都属民主国家,他们民主的操作方式、社会发展形态大有岐异(同中之异),各有特色。只要“执政党”不反对不抗拒,华夏百姓有什么理由反对抗拒这一饱含人性化、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中共逆主流民意、悖时代潮流,是儒家最为反对的倒行逆施。中国社会的大多数重大问题和痼疾,不正源于中共对民主进行坚决抵制和顽固抗拒的反动吗?

   我在《破制度千秋之暗,疗灵魂一代之饥!》一文中已严正指出:一些所谓的儒者想借助特权的力量来推广、弘扬儒学,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不能自立自达,何以立人达人?只要是真正先进的文化,它需要的不是权力的特别支持,而是自由的平台----宣传实践的自由、传道授业解惑的自由等。儒学不怕反,不怕骂,不怕辨,更不怕歪曲污蔑,怕只怕扼住喉咙发不出声音,或者发出的是经过重重遮蔽、改造的、非真实的小儒伪儒之声!

   在历史上,儒学不得不依附于君主专制开展政治实践,这是它的无奈,也是历史的局限。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儒家还要主动乞求政治权力的荫庇,那就不仅仅是儒者个人的悲哀了。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说明,任何学说一受专制荫庇,必受特权玷污,绝无例外。中共本来就已试图歪曲地利用儒学了,儒者再寻求中共支持,与主动送上门去请求奸污何异?

   儒学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易》)、“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的真知大道,可惜千百年来,儒学或因异端的玷污而迷失本性,或受权力的强暴而蒙尘涂垢。尤其是由于党主专制凶恶阴毒地摧残扭曲,以致真知不明、大道尽丧。只要有一片自由的土壤,还儒学之真面目,复儒家之真精神,它自然会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开物成务化我中华。所以,协同自由主义、共建自由社会,才是儒家的当务之急啊。

   四、云尘子曰:张岱说:“圣人畏大人,故见冕者必趣。因其可敬而敬之,于我何与?此际浑然自在,风波不起。孟子藐大人,故曰:‘我何畏?’彼胸中有个我在,便见贤人岩岩气象。”阁下认为为什么孔子是圣人,而孟子是亚圣?

   东海一枭曰:这是云尘子自负境界高,嘲我见道不纯、我执大重呢,象宋儒说孟子“有英气”一样。呵呵。我年青时对孟子的欣赏超过孔子,觉得这位亚圣比起孔子来,英气勃勃傲骨铮铮,坚持原则不动摇又辨才无碍呱呱叫。后来,对孟子的欣赏仍然保持,对孔子的祟敬却随着阅历和年龄增长而不断提升,真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

   但是云尘子别忘了,孟子孔子尽管或藐或畏态度不一样,但所藐所畏的都是大人------有德有位,内圣外王,道德高民望重的政治权威(详拙文《“三畏”说》)。如果面对的是象中共这样的小人党黑组织,如果孟子仅仅藐之、,孔子仅仅骂一句“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而不与老枭站在一起痛斥狗官贼党,那我象柏杨一样“输你一块钱”!

   五、云尘子曰: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无仁之义,只是侠义,近于侠客之流。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东海一枭曰:关于儒家之勇及仁勇之关系,枭文《"仁者必有勇"----东海草堂读经札记》论之已透,不赘。至于老枭反共言行,是否属于“无仁之义”,属于“暴虎冯河,死而不悔”,我就懒得自辨,付之公论好了。

   六、云尘子曰:儒学自有自己的体系,不需要借西方的名词来杂交。王道大同的理想,不可能建立在西方以霸道为基础而提出的所谓民主、自由之上。乞灵于西方,反映出来的是对华夏文化的不自信,反映出来的是儒学的不纯正。(儒学本来就极为重视民众的“言论自由”——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是儒学的内容吗?仁民、爱民、散财于民,不是对民众最好的态度吗?)

   儒学当然广大悉备自成体系,不仅关于宇宙、本体、人生等方面的认识远逾西学,便是政治方面,大同太平之学和王道政治,也比平面化的民主制优越、先进得多。蒋庆认为,王道政治乃至任何合法之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三重合法性基础,即超越之基础(天道的合法性)、文化之基础(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及民意之基础(民意的合法性)。

   但是,王道政治,民意为先。而西方各国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民主制度是提供民意合法性的最佳办法和途径。躲开或抛弃相当成熟的现成民主模式(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并非一致,但都离不开“公开定期的选举”这一“模式”),另搞一套更优越更高级的特色民主,对当今中国而言,未免陈义过高。钱穆先生认为“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殊不知,连民意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奢谈什么“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就象还没学会走路就要飞起,还嘲笑别人不会飞,不是政治幼稚,便是别有用心!

   大本不动,大用繁兴,取人之优,用人之长,引民主体制入儒家政治,反映出来的正是儒门的广大和华夏文化的大自信。两千多年来,儒家是重内圣(道德也)轻外王(制度也),外王学说暗而不明,大同理想郁而不张,是偏离了孔子之道的。儒家虽然一直高倡仁政,高叫“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效果如何?何以保障?不忍言也。这些美好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政治承诺)从来没有实施兑现过,不就是因为没有制度保障吗?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保证儒学所重视的“言论自由”,落实“仁民、爱民、散财于民”等仁政,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宽宏仁义上好得多吗?所谓的当代儒家在反对抗拒民主方面居然与中共同一个鼻孔出气,是何用心?我不忍言!

   苍龙网友说得好:如果我们把“民主”看着是一种实现“仁政”的手段,是一种“术”。又把“自由”看着是一种政治权利,是“仁民”的一种政治权利的底线保障。那么,“民主”和“自由”是有其手段价值的,与儒家的王道理想并非是冲突的。至于“借西方的名词来杂交”之责,不足辨。民主自由皆“公器”,文字、名词亦“公器”,何必自我设界、自捆手脚呢。

   云尘子以命理为诗赠我,诗中之意,认为华夏民族如果老枭掌了权,对子孙后代不利,故坚决不会同意我的政治主张。这话说得就可笑了。我于命理向无兴趣研究,对后代将六经之首、的《大易》当作术数使用,颇不以为然。大儒自有通人知天之大智慧在,不搞这些玄虚把戏、琐屑勾当也。君子之事,居仁由义而已。只要正道而行,自强不息,知是知非,尽心尽性,自然内省不疚,命运如何,任之可也,得失穷达,算之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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