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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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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韩寒一进入文化的境界就都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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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定律: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再论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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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圣贤的不是好儒者
·“为儒家而活”与“依赖儒家而活”
·附庸风雅也难得
·给我一个讲台,我将改变中国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东海三不答
·离他们远些再远些
·徐友渔的文化贫困和资中筠的自相矛盾
·反儒就是反人道,反儒就是反中华—与反儒势力斗争到底
·道德歧视症,健康文明的象征---兼论德与才关系
·盲了心的鲁迅,瞎了眼的郁达夫
·欢迎附庸孔孟,警惕假冒儒家---马克思主义批判
·主题演讲:听从良知命令,维护师道尊严
·儒家的革命精神—与黄鐘先生商榷
·范围天地圣贤心
·谁有资格掌帅旗?
·红卫兵纳粹多兽行,马列毛主义是祸根
·我们的社会往哪里跑?---老话重提范跑跑
·马克思主义:假的比真的好,终究不是真好
·良知严重不明者---剥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
·错在了根本,错放了地方----关于马克思主义
·马家把人变成鬼,儒家把鬼变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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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兼驳刘晓波的孔子观

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兼驳刘晓波的孔子观
   一
   如果在孔子时代,我在孔子眼里,最多是个狂狷之徒而已,或勉强算“成人”吧。孔子自己应南子之招去见大美人一面,便要受到弟子子路愤愤的责问,只好向天发誓:绝对没有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子路偶尔冲动说说粗话打个架,便要被孔子严厉训斥!而对老枭来说,说粗话打私架,与美人干干坏事,那是家常便饭。如果作为儒者,孔子、子路能放过我吗?
   但是,在今时今世之中国,我自信当无愧于圣人之称。因为我有《两项基本道德原则》:
   一、不撒谎。不是要求任何场合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说真话,那太难,也没有必要。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及特殊情况下,例如对爱人、孩子、对绝症患者,一些无伤大雅的善意的偶尔的小谎,在所难免。但是,在公众事务中,在涉及他人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涉及人格的时候,绝对不能说假话,此乃立身之根本。如果限于各种特殊情形与具体境遇,说真话不方便,有困难,有危险,可以不说话;如果一定要说,就必须坚持言论、思想的基本诚实。
   二、不为恶。可以不为善,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为恶,大恶不可为,小恶亦不可为。不论是否利己,都不能损人,不能害人。极而言之,害一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不为恶也包括不附恶,附恶即作恶。对于恶人恶事,可以不站出来斗争,但绝不扶同为恶,绝不帮凶帮忙帮闲!
   虽然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其实在当时,三代礼乐之余音依然袅袅,社会道德规范虽败坏而未灭绝,不象现在,不仅彻底的礼崩乐坏,而且空前的学绝道丧。不仅广大民众,“士”阶层也全方位普遍化地堕落,行为没有了任何规范,道德突破了任何底线。一个“士”达到这两条标准,在孔子时代不足为奇,在现时代就不仅难能可贵而已。所以,孔子时代勉强算“成人”者,在现时代就堪称圣人了。
   与其唱高调,不如守底线;与其严细德,不如论大节。这个时代,就象我在一首诗里描述的,火里有冰水里有毒,花朵里有刺,花圈里有套,妖魔化成了美眉,豺狼披上了人皮,鸡犬飞进了中南海…。在这样一个善恶全面颠侧、道德全面崩溃的时代,“士”阶层的道德标准不宜标之过高、也不宜过于琐碎。只要大人格没问题,象老枭这样喝喝酒泡泡妞,说说粗话打打私架,人之常情,何必苛求(如自我苛求,那就更加成德成圣啦)?
   二
   在守住这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尽量以君子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当然,这是就原则而言,对于历史上一些与当时制度配套的具体道德行为规范,没有必要死守)。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主,在“超越”问题上坚持人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秉持仁德,对亲人孝悌,对朋友诚信,小事随和,大节铮铮等等,这些都是我平日里常常“三省”和自律的。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尽力尽责尽量做到“内省不疚”。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办法是“集义”,不断地发合乎仁义的言、做合乎道德之事,久而久之,内在的浩然之气就会越来越充足。儒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于此可见。
   同时,与人交往中,尽量履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朱熹《四书集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王弼《周易注》: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惟恕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是儒家的恕道,也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己能立能达也希望别人“立达”起来,就象俗话说的,自己好也要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己所欲,是否就可以强加蛮施于人呢?也不行。立人和达人当然是好事,但也应该尊重本人的意愿,在唤醒本人“立达”意愿的基础上帮助他“立达”起来。尤其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任何强制性的“好事”往往都不是好事或者会变成坏事。《周易大传》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遵循客观规律融为一体。对物而言,要遵循客观规律,对人而言,就要尊重人的本性。“曲成万物而不遗”,这个“曲”字,值得深长思。我有一小诗《呼唤》,可以说是这种忠恕精神的最好描述和体现(附后)。
   《论语》、《孟子》是内圣之宝典,有许多关于君子人格、君子规范的论述,其中不少是可以供古今中外人类共国遵循的“铁律”,谨从《论语》中摘录数则,与有关同道共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三
   当然我不是不会犯错误,甚至会不断犯错误,但涉及大义、有关大德的大错误,自信基本可以避免了,纵然万一不慎犯之,也必过而改之、尽力补救。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为:君子的过错好像日月之食。错了,给大家看见;改了,人们仍然仰望他的光明。
   圣人不是不犯错、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道德完人,但是有相对的道德优劣高低。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何尝无过?尽管孔子自谦“若仁与圣则吾岂敢”,他是历代公认的大圣无疑。但孔子曾自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例如,《论语》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又载“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想利用公山佛肸对自己的重视而有所作为,后虽因子路的拦阻没去成,至少孔子两过有过这种糊涂错误的念头。朱子《论语集注》引程子语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引张敬夫语曰:“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要等子路劝阻才认识到想利用公山佛肸而有所作为的打算不可行,是错误的。程子和张敬夫的辩解,可以说明孔子救世心切和通权达变,但不能证明孔子没有认识上一时的失误。
   是人就有局限性,就会犯各种错误。在《李锐访谈》的影碟中,李锐转述恩格斯的话说,任何人都有三个“局限”:历史的局限;个人知识、经验的局限;个人思维力即智商的局限。有网友以为还应当或必须加上一个局限——“道德局限”。恩格斯还讲过: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注定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摆脱“兽性”。这里说的兽性,当包括“人的道德局限”。可见恩格斯实际上是主张“人有四个局限”的。
   其实孟子也主张人有“道德局限”,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传之”。孟子认为人的天性中即具有善的萌芽,称为“仁义礼智之四端”。他同时认为,这些“善端”是人异于禽兽的根本标志。虽然人有禽兽本能,孟子认为那些不属于人的本性的部分,君子应该克制之并将“仁义礼智之四端”弘扬开来。
   四
   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祟尚谦卑,听了“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这样的话,未免以文化狂妄和道德自负相斥。刘晓波在《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一文中就认为:“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
   孔子和历代大儒确实是比较狂的。权力上的狂妄固然不好(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难分难解,不是没有“权力上的狂妄”,但比起没有儒学修养的权力所有者,比起其它门派如法家、马列派来,其权力狂妄的程度实在是太低了),但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却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在专制时代。
   以道自重、以道自任、以道制势的士林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贡高我慢、自我夸耀的精英意识,完全是两回事。历代大儒以道的承担者代表者自居,“士志于道”,把谋道行道当作自己的理想与使命,自爱自重,自强不息,正心诚意,成德成圣,也可以说是一种圣化自我。只是对于儒家来说,这个圣化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涂脂抹粉式的自我圣化,而是为了卫道弘道,以道制势,以道“正”权,儒化政权。
   “圣人的架子”是摆给权力、主要又是摆给君主看的,就象老枭的架子是摆给中共看的一样。自古以来,儒家无权无势无兵马无粮草百无一有,与掌握了政治经济各种资源的政统周旋,靠的就是“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关于以道制势的儒家传统,可参阅枭文《圣化自我,教化政权!》。
   刘晓波在同一文中又说“国人的奴性人格始于孔子式教育”、“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云云,这就自我矛盾起来了。“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者,纵然“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与奴性、圆滑、功利、世故等品格也是很难兼容的。何况,说孔子圆滑功利虚伪世故、“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纯属误读。至于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共党主专制归罪于孔夫子,更是“生意不好怨柜台!”
   关于君主专制时代,现代儒家评价不一。钱穆认为二千多年间政治相当民主和光明,这当然有美化之嫌;熊十力认为秦汉以来儒家大同之学早已灭绝不传,秦汉以来的历史一片黑暗,这又持论过苛了。君主专制就算黑,中西对比,中国历史的光明面也要大得多。不说两汉唐宋之文明,就论明清两朝,也比党主专制光明得多(有关论据详见枭文《为君主专制一辨》)。
   刘晓波在其文开头写道:“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子之上。”老枭自小好老庄,一度深迷之。但后来感觉,老庄之道固然清净高妙之至,但智而不仁,唯我主义,不能养人之恻隐之心和刚健之气,以之益趣养智则有余,以之安身立命则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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