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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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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汪精卫!

还我汪精卫!

   一

    历史上国共两党你死我活,对许多人物的评价截然相反,但对汪精卫的汉奸定论却是步调一致,似乎汪精卫在全民奋起焦土抗战之时媚日投敌铁证如山。当年的小枭也不曾置疑,只是为此人从一个敢于“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大英雄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惋惜不已。

    后来读了汪精卫《被逮口占》以外的其它诗词,就不仅仅是惋惜惆怅了。他的诗词不是一般的好,无论写景咏物纪游,在在都流露出一种高洁温暖仁厚慈悲的情怀,尤其是中晚年诗作,哀感顽艳,语气沉痛,饱含一种深沉的忧闷,不仅仅才情卓异学养丰厚而已。例如:

   《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头颅似旧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远望八千里。苍茫云海中,不辨湘资与沅澧。古来此中多志士,国难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尔爱国心,湘竹之斑是尔忧国泪。

   《杜鹃花》: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

    《满江红》: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

     《虞美人》: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

   这些作品中,家国之悲,兴亡之感,喷薄欲出。“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汪的助手曾仲鸣序汪诗之语),细细品味,不由得大起疑心。人品与诗品固然未必尽都一致,两者互异或人格分裂者史有前例,如潘岳、严嵩辈便是。但是两者相反和矛盾到如此地步,不太可能,叫人难以接受。

   而且,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郁闷不快。随着对国共两党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汪精卫的文章书籍当然不可信,由于未能看到有关真实史料,只能存疑。

   二

   览读有关资料,真相渐白,尤其是林思云先生“力争做到求实客观”的《真实的汪精卫》一文及金雄白先生《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后,胸中疑团砉然冰释。自斟烈酒猛饮三杯,热泪滚滚而下,却也大为畅怀。这才是汪精卫啊,这才是诗词中、历史上和我心目中的汪精卫:既浪漫豪迈又低回沉郁,既悲歌慷慨又忍辱负重,既壮怀激烈又风流儒雅!其生平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嘉言懿行,精彩多多,兹特从林文中撷录一二与读者共享:

   ----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这些品格不但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当今民主社会或民运队伍中,也是十分优异。

   -----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主动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事败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并与黄复生在法庭上相互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和陈璧君举办结婚仪式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行前致函孙中山曰“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

   -----汪精卫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凯曾要授勋给他,他坚辞曰:“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他对部属要求极严,从不用“结拜兄弟”“封官许愿”等方法来拉拢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谢绝…。

   -----汪精卫淡于个人荣辱毁誉,勇于任事,极有责任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一无所知。汪精卫身边有人劝他:“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答道:“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蒋介石在私下里也曾对人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汪精卫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类似事例很多,这里恕不一一。事实证明,汪精卫确实是淡于物欲权欲、深具高风亮节的。他一无枪炮二无人马三无财力,在国民党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敌”之前,在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国”之后,还有不少优秀人物冒着身败名裂的大险,心甘情愿追随其后,秘书曾仲鸣甚至代之而死,无怨无悔,这一切靠的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

   三

   汪精卫从小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王阳明哲学和陆游诗词,奠定了内在修养的基础;后来在日本政法大学学习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等,形成了“均权”“共治”等政治信条。在国民党群豪之中,他不仅道德人品无与伦比,其民主思想也最为真诚,对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同胞爱得最为炽热深沉,正如汪精卫自己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人评汪精卫一生多变,有野心无宗旨。事实恰恰相反,是无野心,有宗旨。他先暴力后和平,先联共后反共,先用蒋后反蒋,先主战后主和,常常辞职又复职、出国又回国,但多变善变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这是他的人生宗旨和政治宗旨,就象一条线贯穿他的一生。

   例如,汪精卫开始是坚决容共拥共的,并为此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偏袒中共”的指责,汪精卫毫不退让,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但是,当他获悉共产国际给武汉的中共中央密令后,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因为密令中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如果中共叛乱成功,不知多少国民党人和开明士绅死无葬身之地。

   又如,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蒋介石这些举措都遭到了汪精卫的反对和批评。

   从以下这些事实中也可体现出了汪精卫的爱民之心:汪政府成立后,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人民生产生活活如常,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汪氏政权对日妥协,日方也要受“密约”的制约,履行其“善待中国俘虏”等承诺;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让日占区百姓不受日军侵犯骚扰。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

   汪精卫联共反共,用蒋反蒋,辞职复职,出国回国,主战主和,这一切一切,包括汪精卫“变节投敌”的具体经过和前因后果,在林文中都有介绍,不赘。从桩桩件件事迹以及汪精卫的言谈中,我能充分体会出那种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

   从少年、中年到晚年,汪精卫的思想观点当然有发展、有改变,但一生所作所为始终以国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最高宗旨,其品德和精神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他早年主张暴力革命、谋刺清廷高官,是为了国家民族;晚年倡导和平建国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同样也是为了民族国家!

   四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良知修养,儒家亲亲仁民、忧民忧国的博爱精神,贯穿于汪精卫的一生的言行事迹之中。他自尊自爱,爱妻子爱亲人爱友人,继而将这种爱发扬开来,落实到国家民族和“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身上。

   汪精卫与日本达成的停战协议,一定程度上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安定,其中利弊这里暂不详析,但其动机无疑是出于一腔大爱,他无疑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去做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汪精卫语),不过,主战派不但毫无个人风险,且可获得民众的拥护和英雄的桂冠,而主张和解妥协则很容易身败名裂,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对此汪精卫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其部属梅思平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打电报劝谏汪精卫。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他对老蒋说“君为其易,我为其难”。真是“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方其未死时,怦怦终不已。”(汪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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