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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世界的真相——第七章

七、中国革命
   中国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许多世纪里,中国以世界最先进的文化称霸一方。然而,从明朝开始,这个文明的强势走到了尽头。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海岸边架上几门大炮,就能迫使我们伟大的中央帝国伏首称臣。做贯了帝国梦的血性男儿们遭受了亡国般奇耻大辱和撕心裂肺般割地赔款的剧痛,洒泪泣血,印染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无独有偶,那个曾经称霸世界率先打败中国的大英帝国,在风光了二百多年之后,便日落西山,退出了霸主地位。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参加政权交接仪式的英方首脑深深感受了衰弱的滋味,他们的心情想必和当年咸丰皇帝临终前的凄楚是一样的。
   纵观人类历史,盛极一时的文明总有时限。地区文明能够维持一定自然发展的优势,但不会永远领先。新文明总是在新环境中萌芽,并在没有旧势力束缚的优势下迅速超越旧文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明都在这个规律上走完宿命。

   用矛盾原理来解释这一现象,个中原因一目了然。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矛盾主体能否产生某种变体,必须同时具备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条件。内部条件是主体必须具有产生某种变体的基础功能,外部条件是必须有某种否定性的压力。对于国家来说,新制度的产生除了生存发展中相对否定的压力外,内部必须具备或者随即形成支持新制度的强制力。如果不具备强制力控制和保护的条件,新制度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社会是人类联合性矛盾关系的产物,革命性强制力的来源也一样是联合的新建,其中有二种方式:第一是国家统治者针对外部压力自觉地改变经济关系和社会组织方式,使社会政治进步。中国西周的“井田制”改革和日本近代的民治维新都是典型的案例,此即社会改良。第二是国家统治力量之外的社会成员不满于原体制的低效、惰性和无能,或者反对自己遭受统治者的压迫,而组成新政治力量,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新制度。此即社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属此类。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变革中,在建构强制力的成败得失上有着充足的经验。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同时遭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仿效英国君主立宪,很快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迅速强盛。然而大清帝国只是片面地学习西方技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同今日有些人一样,不愿在根本上动手术,于是只建立了有新式外壳而无脊梁的大厦,稍遇风吹草动便会倾覆。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清末的权力斗争中,由于缺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大权在握的皇帝来保护和推进改良,以至于保守派获胜,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十九世纪中叶后给中国的机会非常良好,西方国家在科技上尚无健全的专利和保密意识,引进科技和引进民主制度一样是无本生意。满清王朝丢失了这个机会,似乎让人婉惜。但是,使中国坐失良机的真正原因,除了以慈嬉为代表的保守派思想顽固外,更主要的是推行君主立宪制,终将危及满清皇室的生存。这是当时的中国区别于日本的关键所在。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人以皇帝和贵族的身份在汉人为大多数的中国推行议会民主,不等于自掘坟墓吗?虽然小孩子光绪不懂此道,但慈嬉心里十分清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必将动摇满清的根基,这当然是非镇压不可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满清只能片面引进西方技术,不可能全部引进先进文化,这就注定了败亡的趋势。至清末,无能的满清皇族已不得不将军政大权交给汉人掌管,加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长期斗争,已在全国播撒了革命的种子,清庭灭亡已成定局。一九一一年,数百名士兵在武昌发动起义,立刻得到全国的响应,清朝土崩瓦解。然而这次革命并非在统一的制力下发动,分裂在所难免。嬗变于清朝武装的袁世凯北方军事集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事同盟发生对抗。孙中山为顾全大局,把权力和希望交给了袁世凯后,可惜袁大头这个文化古人旧情难断,竟然复辟帝制,引来全国的讨伐,把他和帝制一起送上了西天。但是中国随即被各自发展起来的诸多军事集团割据,使分裂扩大。此时,国民党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广州建立政权并仿效西方的民主政体。但不论孙中山还是汪精卫都未注意到用强制力维护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和策略,当然更多地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新独载者在国民党内逐渐羽翼丰满。孙中山去世后,那个议会选出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还淘醉在个人威信的美梦中,蒋介石就把他床边的墙角挖空了。
   老蒋也曾是个崇尚西方民主政体的热血青年,但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多次遭到军阀的排挤,使他领悟到:要在中国的政坛上发迹,必须依靠自己有绝对控制权的军事力量。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这与相信精神力量至高无上的汪精卫相比,多了胜算。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军事嫡系力量的扩张成为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导人后,并没有推行民主制度。这自然有个人因素,也有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思想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党内外斗争的特点和条件不利于民主的发展。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斗争激烈;且它与曾经合作的伙伴共产党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国内的几大军阀又对国民党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这使得国民党包括它的进步势力特别注重针对外在威胁的军事力量,而轻视民主建设,使蒋介石日渐坐大。不过客观地讲,抗日战争之前,蒋介石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牢固。他曾两度被迫下野,其中虽有权术,但也有赌博。两次下野时他尚不具备幕后操纵中国政坛的巨大实力。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政权中集体力量仍较强大;但即使在此条件下,也没有向民主前进一步。蒋介石注定要成为独裁者。
   日月轮回,斗转星移。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年时间,蒋介石就把中国输掉了。这是或许是历史的必然和上苍的有意安排。因为中国是个东亚病夫,病了几百年,病根藏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治愈顽疾需要长期的、分阶段的、多方面和多手段的治疗。
   看看中国的病因我们不难理解上述判断的道理。两千年以来,儒、释、道中蕴涵的科学内容和真理性质得不到发扬,负面影响却成了文化主流,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其特点是:
   1、专制文化异常发达。禁锢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其“君臣父子”的道德准则极力推崇君主专制和家长制。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影响巨大的著作,铺天盖地的介绍着专制文化案例,向人们传授专制政治的方式和专制体制下争权夺利的生存技巧。社会关系中,几千来百姓习惯于将自己交付给强人,政治上唯命是从,世俗生活中任由统治者和家族首领摆布,经济活动、婚丧嫁取均很少自主权。甚至连日常生活中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蓄什么发、穿什么衣、住什么房、用什么家具等等生活细节均有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定。在社会经济上,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无需农民谋取政治权利,人们安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其他都交给强人去办。而专制政治迫使人们投靠各级当权者的人际关系方式,必然伴生恶性社会关系,使社会生存之要素本未倒置。在专制体制下,通过“关系”谋取私人利益往往比实际创造财富的活动更有效,这使人际关系的文化重于科学和技术。阿谀奉承、网罗亲信、权钱交易等编织人际关系所需的性格和技巧成为生存生活之首要。此即古代中国没有象民主气氛浓厚的古希腊那样形成科学的分类发展,而只有人文科学家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古典文明末期的明朝,介绍为人处世技巧的理论书藉依然不断地被撰写出来,《菜根谭》、《郁离子》、《醉古堂》等著作至今仍有影响并指导生活。但它们的反面是加强了反社会文化的技术和行为准则。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描述一九二二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时写到:“当政者往往视金钱与权力为自身与国家的根本,而置文化问题于不顾。”“画家穷困而死,收藏家则收购他们的遗作,却自夸为慈善之举。” 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每一个汗毛孔中都散发着专制文化的气息,是彻头彻尾的专制文化人。如果当时突然取消社会管理体系,让中国人自建社会组织,你会看到北京的皇宫里又住进了新的专制帝王。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及其建立的政权,多次演习了这个规律,可谓本性难改。无独有偶,俄国十月革命前,斯托雷平政府推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力图使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达成一致。但俄国农民长期习惯于生活在沙皇时代的传统公社中,市场经济打破了习惯的安稳和舒适,“他们有一种‘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不要归地主的观念。” 一九一七年二月,心怀不满的俄国军人们——这帮“穿军装的农民”——发动起义,推翻了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和它的政府。这就是旧文化的力量。
   2、“儒释道”的负面极力推崇消极保守的生活态度,造化中国人严重保守的性格。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崇尚古代道德,提倡师古人、敬鬼神,反对创新。中庸之道对于革新即是保守。深深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佛教,要求人们清心寡欲,教人满足于现状,忍受艰难困苦。其轮回转世论说被从负面解释,就是视文化存在为既定不变的不断循环。道家则消极之至,要人一味服从自然,清静无为,认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提倡“小国寡民”、“人至老死、不相往来。” 罗素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后发现“进步和效率,中国人除了受过西方教育的以外都不以为然。”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即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对中国人的保守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匠极不愿采用新式的方法,但最保守的恐怕还要算以下这几个砖窑里的工头们了。他们被雇请为外国人烧砖,砖窑里的一切财产均属于外国人而非他们自己所有。由于有条件造出一种比当地流行的砖更大一些的方砖,外国人便吩咐他们按新规矩来做。其实,烧这些方砖所需的仅仅是准备一个特定尺寸的木匣子作为模子。结果,当外国人要用这种方砖,发现砖却未烧出来,于是便召集几个接受吩咐的工头来询问,让他们解释一下缘由。谁知这些工头公然声称拒绝作出这样的变革,并振振有词的说:‘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真是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
   3、专制文化又使中国人形成了严重的奴隶个性。人们唯命是从,不敢超越陈规,不要创新,鄙视创造。人格千遍一律,个性严重不足。明恩溥描述外国人对十九世纪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随处可见的中国人,毫无什么个性可言,成群的中国人看起来,与草窝里整窝的蜜蜂,地面上的成堆蚂蚁,空中飞舞的黑压压的虫子简直就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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