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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推行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中)

儒家思想主旨是“礼”和“仁”,倡导“和谐”、劝诫民众知足常乐、听天由命,是专制独裁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维持稳定的良方妙药,一千多年来,我们的老祖宗一直以这种思想教育后代,使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承这一套思想和方法,借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故此,儒家思想与官场文化紧密相联,也就是说,官场体制既是儒家,儒家既是官场,为政即所以施教,施教者亦所以为政。几千年来,“政教合一”的儒家理论深深地根殖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历史上,儒家思想都代表最顽固的保守派,那些“大儒”们,几乎都坚持复古的思想,反对任何意义的变革;一些“小儒”们,都借用儒家思想专横弄权、愚弄百姓。
   儒家与科举制度

   “独尊儒术”的观点在汉武帝刘彻先生时代确定后,统治者们都发现了儒家体系的妙用,儒家思想与儒家学派大有“用武之地”。在刘彻以后的历个朝代,儒家传人将儒家文化不断地“发扬光大”。由此,儒家文化一直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阵地。
   科举制度是传承、弘扬儒家文化最巧妙、最完美的方式方法,也是帝王将相与“大儒”们得意之作之一。
   科举制度兴盛于唐王朝。也是当时兴盛的唯一教育制度。唐王朝在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国子监”,属于尚书省礼部领导,又叫国立京师大学;二是“弘文馆”,即是普通贵族大学;三是“崇文馆”,即是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学校所有教科书,全部是儒家学派的《五经》。为了统一儒家文化的理论,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即大儒孔颖达先生,组织了一个理论研究所,将《五经》改编成“九经”。即:《诗经》改编成《毛诗正义》(又叫毛诗注疏 ),是对《诗经》“毛传”和“郑笺”的疏解;《书经》改为《尚书下义》,亦即“上古之书”;《易经》为《周易正义》,也就是现在处处可见的“周易八卦”;《春秋》改编成《左传正义》、《公羊正义》、《谷梁正义》;《礼经》改编为《仪礼正义》、《周礼正义》与《礼记正义》。
   “九经”成为唐朝从下到上的学校唯一的教科书。无论研读与考试,都是唯一的标准读本。这是一个统一全党、全军与全国人民思想的基本手段。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再一次被浓缩成为样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这九本书里寻觅其“精髓。”
   “九经”规范了人们的思想与言行,在这里,活跃的学术思想不存在了,知识分子的个性不存在了,一切超越“九经”的书籍被视为非法出版刊物,一切与“九经”相违背的思想与言行被视为旁门左道。在这窄窄的求知门道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象被绳子系在一起的风筝,在绳子的牵引下努力往上飞,但永远无法挣脱绳子的束缚。而这个绳子就是儒家思想,牵着绳子的人是帝王体制。唐王朝皇帝李世民从宫殿高处张望进士们鱼贯而入参加考试的肃穆队伍,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进口袋里面了。”
   从唐朝开始,儒家学派为了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一面是在规范学术范畴上做文章,所有学科不超过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在设置关卡上下功夫,考试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将具有活跃思想的人仕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用高官厚禄相利诱,吸引全天下的知识分子拼命地从窄窄的门缝里挤进去。在此之前,当官的大门一直是对民间关闭的,从政做官只限于士大夫及门弟阶层,因科举制度,使做官的大门向民间张开了一条缝隙,有才能有能力的人士为了从这条窄窄的缝隙里进入体制内,不得不把全部青春与生命消磨在“九经”的儒书里。
   科举制度以“考试”论高低,这就象风筝比高低一样。参加考试的考生称为“士子”——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士子”大多数是各地百里挑一的凤毛麟角,经过地方政府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后被推荐,他们从家长出发,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千里迢迢营集到长安(陕西西安),首先向尚书省礼部报到,然后参加考试,考试出题都是“大儒”们的拿手好戏,出题内容只是现在高考的作文题,按照“大儒”们确定的框架内写出又臭又长的论文。考试及格,当时术称“进士及弟”,跟现在的“博士”一样,是一种最高荣誉,考试前一、二、三名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发榜时所受到的崇拜,不亚于乘坐神州五号上天的杨利伟与乘坐神州六号上天的费俊龙、聂海胜归来时的欢迎盛况。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成为儒家学派所规定吸纳人才的唯一手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无数的社会知识精英都在儒家的古字堆里寻觅,发扬光大。中国无数的文学作品,都以此为题材,绘声绘色地进行歌颂,很少从反判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批评。
   儒家思想与理学
   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批“大儒”级的人物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变着法儿弘扬儒家理论。当然,他们推出新的理论,都要在《五经》的框架内进行,并且,这些理论都被当权者首肯,一定时期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与推广应用。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宋朝的理学将儒家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领域。理学以儒为主,兼收佛道、道教有关理论,从儒学出发探讨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构成哲学问题,是新儒学的一个学派。形成于北宋,盛于南宋,至明末清初衰落下去。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先生是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
   理学的本质是束缚民众既不敢爱,更不敢恨。周敦颐先生的学生程颐,对理学的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程颐与其兄弟程颢被历史上并称为理学“二程”传人,他们思想的核心是“理”或“天理”,坚持主张压制感情与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其主张主要为:第一,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第二,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三纲五常就是“理”的体现;第三,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等等。他们还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的命题。“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彖体贴出来” (《二程全书》)。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提出有系统的理学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识等。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儒学道德规范、伦理观念、政治理想的形上学根据,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儒学中关于天道性命的理论。他们这些主张是反对任何和感情与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人类情感、文学艺术。
   程颐要求人人都做圣贤,并要求人类做一件事: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工作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并深化与改进了孔子的君子、小人论,他们认为,人类不是圣贤,就是禽兽。圣人则是一种粘贴剂,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维持社会体系固有的尊卑荣辱,使其不做任何改变,以免名分与尊卑紊乱。程颐谈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良知等等,订立严格的行为道德标准,在他的理学引导与帮助下,贞洁牌坊、小脚、姨太太各式各样丑恶现象更加合法化。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宋朝以前的尺度还较为宽松。丈夫不幸去世后,妻子改嫁的现象还合法的存在,但程颐坚决反对这种作法。并制订了苛刻的标准,即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理学在本世纪(十一)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反而一开始就处处碰壁,以苏东坡为首的知识分子严厉攻击程颐的主张,宋政府将其逐出政府。但到了下世纪(十二)末,他的门徒朱熹先生,在政府取得权力后,才正式将程颐的理论付诸实践。成为当时的思想总路线在全国贯彻执行。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刘彻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说为中国思想大纲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受到严厉的束缚,经过“大儒”们一千余年的发展与“弘扬”,到了十二世纪的宋朝,成为更加严厉的行为准则,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践踏,个性思想被扼杀,人类情感——特别是女人的情感被套上枷锁。
   儒家与八股文
   八股文是儒家学派在明朝创造的一种文风。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恰恰八股,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不能谈到“我”,而是儒家圣人们在说话。主要把圣人的思想与观点恰如其分地表达到文章中、而又看不到圣人的影子,这就是好文章了。看起来文词华丽,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如果受到儒家学派组成的主考官欣赏录取了,便可由秀才进考举人,由举人进考进士,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而后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了。
   八股文的知识来源于《五经》与《四书》。是十二世纪朱熹先生将《论语》跟孟子言论集《孟子》、《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本书,定名为《四书》,与《五经》组成《五经四书》,成为中国学生从小到大唯一的教科书。
   八股文是明朝科举制度筛选人才的考试制度。知识分子要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小儒”们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操练,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被主考的“大儒”们看中,就任命为官员。
   在这里,知识分子不能接触其他任何书籍,如果有人竟然对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有兴趣,那是大逆不道,会被其亲友所不齿,八股文的学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如何考弟当官,只有奋斗当官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学”价值观的社会形态形成。
   可想而知,由这样一群奴性十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体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也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现实——都是“听话”的官员,他们对人对事,完全以官为标准,奉行的全部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完全相同于现在的官场“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级一级的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从不对臣民负责。
   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先进得多,进步得多,但是,黑暗的明朝使这种进步停止,这种停滞不前地原因,离不开儒家体系的帮凶作用。至少可以认为,儒家文化的霸道与渗透,成为专制统治者愚弄人民、欺骗人民的借口。
   凶捍、蛮横、文化知识贫瘠的满洲民族执政后,也发现了儒家文化的妙用。《五经四书》仍然成为学术思想的座右铭。但是,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主要取舍了儒家文化的理学部分,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不断更迭,而构成社会专制与独裁的意识形态与伦理标准不变;科举制度、八股文和贞洁牌坊、诏狱不变;祖宗崇拜和服孝三年不变,反对任何其它学术思想的基调不变。
   清王朝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应用更加严格。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专心致志从事考据释注工作,就是用现在的儒家学术著作去考据、研究大儒们的思想学术著作,把平生的精力用在钻研古书的旧纸娄里,成为一个博士级的专家,但是,这些研究不能有理解力,也不需要想象力,如果超越了规定的范围,就有杀身之祸。壁如:御史(监察部副部长)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学术专著《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规定范围的理学大儒朱熹的学术著作,第五任皇帝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就勃然大怒,判处谢济世死刑,后来一些“大儒”级的大臣说情才免死。但仍然判处无期徒刑——永远参加“劳动改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知识分子哪里还敢有自己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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