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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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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 平等 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于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但却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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