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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峰博士被禁止出国参加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见(图)


蔡楚报道

   
   请看博讯热点:警察、官员恶行
   (博讯2006年5月16日)
   

   
   
   
范亚峰博士被禁止出国参加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见(图)


范亚峰博士和高智晟律师

   
    海内外知名的中国维权法律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范亚峰博士被列入禁止出国名单。据悉,范博士在5月9日下午12点半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边防安全部门带入一房间,被宣布“接上级指示,你已被列入禁止出国名单。“据悉,范正欲登机前去华盛顿参加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见。
   
   
   
   
    附文:
   
   

李卫平:执着于维权事业的宪法学博士范亚峰

    请看博讯热点:新闻自由
    (博讯2006年4月19日)
   
    提交者:李卫平 发布时间:2006-4-18 23:12:13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范亚峰初中毕业没有走升高中、考大学的通衢,而不得不先入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才进入大学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勤奋。毕业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研究生。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2000年,他更上层楼,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留在法学研究所工作。
    做一个参与社会的学者
    从某种角度来看,维权是律师的日常工作,维权行动中出现大量律师的身影不难理解。但范亚峰是一名学者,他积极参与维权活动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对于笔者的问题,范亚峰表示,维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虽然他对做律师不感兴趣,但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现实感,研究者不可能做出经得起考验的学术成果。因此他必须关注社会、参与社会。作为宪法学学者,更希望在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同时,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影响、推进中国宪政建设的进程。这一思想实际上在2000年5 月已经成型。范亚峰当时开办了《公法评论》网站,希望借此提升宪政理论研究的品位,扩大宪政思想的传播。他表示,从办网站到参与签名,到写文章为受害者呼吁,参与案件的讨论,以及作为公民代理人出庭,这一系列发展十分自然。
    维权经历
    范亚峰认为,维权工作无论巨细,若全部举出,数量势必十分庞大,且有具体琐碎之感。他从中选出数件,略作说明。
    范亚峰是杜导斌案第一个五十人声明的发起人之一。该文本修改了二十多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范亚峰在修改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是体制内外知识分子首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之前体制内知识分子对此类事件比较隔膜。很多人认为,维权不应该援引当局制定的法律,范亚峰有不同考虑。该文本的特点之一是,援引了“八二”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2004年2月,北京举行了一场修改完善人权保护条款建议的研讨会。范亚峰是两个发起人之一。主题发言和建议文本经过反复讨论,数十遍修改,范亚峰是该文本最重要的两名贡献者之一。他认为,维权运动受到了他们做事风格的影响,逐步细致化,而不象从前,仓促间就冒了出来。2005年,范亚峰组织了蔡卓华案实力雄厚的律师团,包括张星水、高智晟、王怡、滕彪、陈永苗、金晓光、许志永等,作为公民代理人,出庭为蔡卓华的妻子肖云飞辩护;全程参与“太石村”罢免案;引导4、5月间的反日运动。
    范亚峰认为,我们既不能不讲国家与民族认同,又必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有不少人支持台湾独立,海外的更严重,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范亚峰表示,他坚决反对武力统一,但也反对台湾独立。他认为,很多问题很复杂,要有广阔的视野,不能简单轻率地下结论,应该走中间温和的道路。他表示,去年的反日运动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绝不可能是由政府单独操控的。去年4月下旬,他与多名友人在燕南网网友研讨会中就反日问题发表意见。该研讨会受到反日人士和当局的高度重视。4月27号,由于担任郭飞雄个人的法律顾问等因素,他首度遭到当局正式传唤,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
    对“太石村”事件结局的评论
    “太石村”事件以全部被捕人员的释放而告一段落,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范亚峰认为,首先必须将事情做大,不做大就不会有解决的可能性。太石村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变为世界最著名的村庄之一;其次,知识精英大规模介入草根运动。虽然到现场的人数不多,但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此前也有类似事件,但基本上是个体行为;再次,资源动员方式与众不同。太石村采取的是放弃暴力的方式,始终强调依法维权;最后,模拟“血酬”的模式。如果当局以为可以对民众任意妄为,甚至大开杀戒,则和平方式将转化为“血酬”模式。这就对当局有一个威慑。范亚峰同意台湾学者黄春兴的观点,当局与民间都应该成熟理性,都应该反复计算镇压与容忍成本,双方都要作政治企业家。民间必须尽可能把事情做大,放大它的意义,使当局的镇压成本远远高出容忍成本;另一方面,民间又不能过于激进,使当局的容忍成本高过镇压成本。
    汕尾流血事件发生后,当局面临着必须在“汕尾模式”与“太石村模式”之间做出抉择
    的强大压力,尽管它希望每一种模式都不存在。但千万万人之心胜于一人之心,形势比人强。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只好选择“太石村模式”了。他认为,对当局的善意应该肯定,不能如一些人所言,当局的行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样才能与当局良性互动。
    对转型理论的思考
    范亚峰认为,转型理论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表述为“公民维权、宪政治理、和平转型”
    组合成的理论逻辑,2006年及以后的实践走向将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展开。
    范亚峰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体制内已经形成了一批与“江系”、“团系”相提并论的力量。他们人数众多,既有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又有法学学者与律师,还有人大代表。他们将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这就是他提出“政法系”的原因。
    他认为,社会转型的过程有如编辑工作。编辑面对的是确定的稿件,通过加加减减、缝缝补补,把它加工成很好的文章。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实际上是政体编辑学的逻辑。宪政治理意味着,现行体制内已经积累了一批能够遵循宪政逻辑管理社会的人才。中国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要盘活这个存量。不能如某些人所言,中国社会一团漆黑,没有任何积极因素。这样的思维非常不利于中国法治民主的进程,必然大幅度增加社会转型的成本。
    维权是促进社会转型的惟一方法
    范亚峰认为,促进社会转型的方式不外乎暴力革命、和平革命、改良与保守。维权是和平革命与改良的综合,一般情况下它选择改良,特殊情况下它选择和平革命。这是维权运动的基本特征。他表示,由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的卓越工作,视野之内所有促进社会转型的方式,都被成功地解释为维权。除非国家近期内出现大的变局,否则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替代维权运动。
    他表示,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少数人的利益减少,大多数人的利益增多,整体而言有利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但由于资源掌握不对等,少数人掌握着大多数资源,因而转型的过程将非常艰苦曲折。但是,因为社会转型是大多数人追求生活新机会的事业,所以当局不可能以拔钉子的方式,通过残酷镇压运动领导层,达到消弥社会转型动因的目的。总有一天,当局将发现,与维权运动合作是首选策略。
    自我定位
    范亚峰认为,他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实践者与理论工作者的双重角色,即融维权人士与学者两种身份于一身。两者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一种沉思,一种行动,之间有很强的张力。他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亲身参与能够获得最真切的现实感,理论思考会对具体行动有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两者间相互作用,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实践都有很大的帮助。
    转型后的中国政治生态尚无法预测
    部分民间人士认为,转型后的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的情形相似,主导政局的群体不会是新崛起的利益集团,而将是从当局内部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因为中国精英的 90%已经被吸纳入当局的体系之内。范亚峰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五到十年内,要么是当局继续执政,要么由民间取而代之。只是后一种可能性极小,只有当各种有利条件全部集中时才会发生。范亚峰表示,胡锦涛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权谋高手,强势人物;同时,胡也不愿在民主化过程中做恶人,背历史孽债,这从汉源事件、定州事件到太石村事件的处理方式可以见出端倪。当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大陆既不可能出现苏东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也不会出现 “袁世凯”式的人物。因为中国司局级以上的干部都被胡牢牢控制住了。
    范亚峰认为,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二十多年的巨大变化缺乏深入了解,维权运动正是要给他们一个认识真正中国社会的机会。他表示,其实民间组织,如家庭教会、非赢利组织、民间智库等吸收了大量精英人士,他们将是主导中国未来的主力。
    2006年1月5日星期四于北京香山
   
   原载《动向》2006年2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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