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卜一
[主页]->[百家争鸣]->[卜一]->[《问题中国》之「腐败问题」篇:源头、制度]
卜一
·《问题中国》前言
·《问题中国》之「腐败问题」篇:某些腐败现象?
·《问题中国》之「腐败问题」篇:官煤勾结
·《问题中国》之「腐败问题」篇:司法腐败
·《问题中国》之「腐败问题」篇:源头、制度
·《问题中国》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篇
·《问题中国》之「医疗改革的不成功——百姓埋单」篇
·《问题中国》之「功利主义的教育」篇
· 《问题中国》之「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篇
· 《问题中国》之「GDP经济」篇
·《问题中国》之「人口与环境」篇
·《问题中国》之「社会风气」篇
欢迎在此做广告
《问题中国》之「腐败问题」篇:源头、制度

歌谣:1、笔尖尖尖,笔杆圆圆,文章写了千千万,报告做了万万千,有用没有,从来没有(宣传部长)。塔顶尖尖,塔底圆圆,干部提了千千万,党员发展了万万千,考查了没有,从来没有(组织部长)。嘴唇尖尖,肚子圆圆,好酒喝了千千万,好菜吃了万万千,掏钱没有,从来没有(党委书记)。2、四人作诗:司机,我的车头尖又尖,车轱轳圆又圆,东边跑了千千万,西边跑了万万千,没有一次是——公差;秘书,我的钢笔尖又尖,墨水瓶儿圆又圆,我写的文章千千万,我写的报告万万千,没有一个是——真的;组织部长,我的眼睛尖又尖,我的脑袋圆又圆,我提拔的干部千千万,,我树的典型万万千,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市长、我的办公大楼尖又尖,我的办公室圆又圆,我发的指示千千万,我批的文件万万千,没有一个是——落实的。(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8页)
    曹锦清先生还评论说,一县的局级机构,虽然从文革末期的二、三十个,如今已迅速扩张到六、七十个,仍然供不应求。全县副科以上官员,据说少则五、六百人,多则七、八百人。绝大多数初入官场的“副科”们无法梦想成真,由升迁的挫折积压起来的忧怨与愤懑,或是众多的“歌谣”滋生的沃土。
    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内地传统农业县,各种行政职权都附有大量的“非法收益”(或说溢外收益)。但这些“非法收益”在乡村传统习俗文化中都得到默认。同时,在共和国成立的五十年内,官吏的选拔、考核、升黜,从未公开化、制度化、程序化,而跑官、要官、买官往往成为同级竞争者竞逐少量职位空缺的隐秘手段与方法。(《黄河边的中国》276页)
    歌谣及曹锦清的评述大致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官僚机构膨胀过快;2、官员们的欲望和特权;3、官员的选拔不能公平、公开和程序化。
    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讲“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源头和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然而二十几年过去了,文件、通知、行为准则等发了不少,但收效甚微,腐败却迅速蔓延。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薄贵利说,虽然已经过二十年的改革,中国行政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它们不但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大大降低了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朱光磊教授说,由于中国在管理方面历史积淀的薄弱,我们在政府工作流程、管理细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科学的地方,管理过于粗放,造成大量的人力浪费、效率低下和服务短缺,这是目前公众普遍认为公务员“人浮于事”的原因(《南方周末》)
    朱教授非常客气地道出了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端,但还有两个方面朱教授不愿或不便说出来:一是官员们做事的出发点往往是眼睛只盯着钱,没利不起早;二是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不是互相制约,而是互相利用、互相包庇的关系,因而使得一切制度失灵。试举几例:1、从宣传看,从中央到地方对环保都极为重视,但为什么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呢?如果环保的工作人员坚持原则坚决认真执法,那么他既得罪当地政府又得罪企业;“以罚代治”,政府认可;企业高兴,又得罚金,三全其美。2、目前大多数城市都存在大量的违章建筑的问题,但违章建筑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有那么多的城市管理人员,加上城管大队的人员,不可能看不见,有的是视而不见,有的是罚款了事。等违章建筑泛滥成灾了,不管不行了,于是大规模拆除。但因为涉及面太广,时常造成大面积冲突。3、政府花了大量的钱修整街道,刚修好时到是整洁漂亮。但过了不久,电力维修把街道挖开了,自来水管道维修又挖开了,暖气管道出了问题又挖开了。这些部门大刀阔斧地破坏了道路,水、电、暖的事情干完以后,好的糊弄一下走了,有的干脆不理不管扬长而去,甚至连栽树的挖开道路以后也不给恢复原状。因此好端端的街道一两年便面目全非。法治社会,首先是严格法治的政府,不管哪个部门都必须照章办事,都必须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不合规章、不合法度的事都要较真,甚至要以法从事。但如今政府各个部门,谁也不愿得罪谁,你好我好,不仅败坏了风气,任何事情也办不好。4、如今几乎所有的城市热力公司与用户、物业管理者与业主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而且经常因为矛盾激化而发生冲突。物业管理者因为有的业户不交费而疏于管理或者撤出,热力公司因为个别用户不交暖气费而停止供暖。这本来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多年来矛盾越积越深、冲突越来越多。政府往往是发一个文件了事,各个部门你推我我推你,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唱高调的、念善音的,到处都是;真打实干的,一个没有。老百姓有歌谣说:“开大会、发文件,吹牛皮、学模范”,五十年不变。
    对于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更是苍白无力。据新华社讯,温州市市长杨秀珠,以其弟做生意亏了本为由让市规划局局长高云光等明目张胆地作假,将一千万元巨款交给她个人据为己有。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基金主任李树彪不仅因为去澳门豪赌贪污一亿一千八百万元,而且还为政府部门挪用公款和主管领导贪污大开方便之门。有关财务管理、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制度并不少,假如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上述的案件便不可能发生。因此有记者评论说,(出了问题)我们总是慨叹自己的制度落后,从制度层面考虑问题并没有错,但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同样不智------我们发现国外的一些管理制度,和我们其实差不了多少,问题在于“橘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制度,移植到我们这里,就会失灵,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哪些因素使制度失灵?
    “一九八四年下半年,“红包”盛行一时,这显然是仿效了日本的分红制度。它在日本即便可行,然而却不适应于我国。我们的现状是,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一旦‘引进’,往往会打上这种印记。”(郑万鹏《富裕不是引进的——我看中国和日本》)
    是腐败侵蚀了制度,还是制度导致了腐败?是制度的缺失,还是上上下下漠视现行的制度?
    《二零零五年八大尴尬新政总评榜》披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由于缺乏配套规则,可操作性差,一些法律法规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处于尴尬的境地,有的甚至泥牛入海无消息。”笔者列举了八大尴尬中的三个。一、药价发烧,无药可治。国家发改委多次发布药品降价通知,但药价仍不断在攀升;二、复员乳不肯复员。《关于复员乳标识标志问题的通知》要求自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凡在灭菌乳、酸牛乳等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使用复员乳的,生产企业必须在产品包装主要展示面上醒目标注“复员乳”,但至今难见“复员乳”的标记。业内人士说,市场上的乳制品至少百分之六十是复员乳。
    三、保健品牛皮照吹不误。《保健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保健品不得使用明示或者暗示疗效的文字,但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杂志,保健品吹牛吹破了天。从“降服癌症”、“根治乙肝糖尿病”到“一周能长到十厘米”,几乎所有的疑难病症,吃了保健品,统统可以搞定。
    北京等大、中城市对燃放鞭炮“禁改限”之后,广东省人大代表梁卫东等人在广东“两会”其间提交议案,反对“禁改限”。议案说,“禁改限”不是什么民意,而是历史的倒退。百姓们也纳闷:“禁放鞭炮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得民心而且执行得最好的人大决议。燃放鞭炮,伤人、破财、引起大火、污染环境、制造噪音,炸药储存也有诸多隐患,炸药流入社会引发恶性案件。这个可以避免许多祸患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决议,怎么说废就废了呢?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邢台沙河市白塔镇五个矿井发生火灾,七十人遇难,省、市下令严格整顿;但就在沙河矿难一周年之际,邢台再次发生石膏矿坍塌事故,死亡三十多人。矿难——整顿——再矿难——再整顿,政府应该对此负什么责任呢?
   城市里,自来水管道、暖气管道爆裂事故频发,有的居民区住宅楼被大水泡了两年,无人过问;大街小巷随时随地可以停车,盲道上障碍物一个接一个;交通秩序一片混乱,红绿灯不管用,一个街口五个人也把不住;恶狗横行,狗屎随处可见,打狗的通知年年下发,但狗愈来愈多,狗愈来愈大,没有几个狗是有“户口”的,谁也不肯花钱给狗去打预防针;城管大队服装严整、威风凛凛,酷似警察,人多车多,但大街小巷百摊设点的、侵街占道的,到处都是。百姓们问,那么多城管的干什么呢?知情人说,违法的没有了,哪里去罚款呢?
    我的一位朋友是教育局的副局长,有一次,这位做副局长的朋友突然问我:“你怎么看政府的官员?”我不知这朋友何意,无言以对。这位朋友说:“昨天,一位小学校长对我说,不要把你们这些领导看得太重了,你们也就是干点‘吃拿卡要’的事,没有你们,教育的状况会更好。”
    据《国际先驱导报》,《公务员法》颁布以后,公务员的范围有了新的界定。而有关人士透露,“中国实际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七千万人,官民比例高达一比十八。
    也有人用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即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作为标准来衡量公务员的工作质量或公务员是否过多。“虽然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占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一比二十六,但从经济视角观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中国为三十九人比百万美元,美国为二点三一人比百万美元,日本为一点三八人比百万美元。”
    究竟是一比十八还是一比二十六,官方没有正式的公布过。但据局部的统计和一些相关的报道,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与纳税人之比应在一比十八和一比二十六之间。
    据新华社记者孙波、周建伟、姜雪城的报道《吃空财政吃补贴、同心县里冗员多——一个贫困县干部严重超编的调查》:“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因地区同心县,沟壑纵横,十年九旱,经济实力薄弱,长期依靠国家扶持,三十三万人口中尚有百分之十的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吃皇粮者高达一万零九百九十九人,超编二千六百九十人。这支超编大军中,供养着大批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九岁、十岁的“娃娃干部”、“学生干部”,甚至还有四、五岁的“学龄前干部”。县粮食局长陈学文一九九三年将九岁的儿子陈鑫“录用”为本局的合同制工人,仅一年后,又将其合法地转为国家干部。后陈学文又将其在初中就读的陈鑫“调入”令人仰慕的检察院当了干部。陈学文的十一岁的女儿陈庆一边在小学读书,一边又堂而皇之地手持县委组织部的干部工资介绍信,踏进了县法院的大门。
    县法院院长马少清,一九九三年底将尚在上小学的十岁的儿子马杰“招工”,并于一九九七年五月调入检察院转干。据知情人透露,这三个孩子在同心县还不属于“最年轻干部”之列,有一个叫韩洁的四岁女童已开始计算工龄,五岁就已成为国家干部,其父是一个个体户。
    县民政局下属同心县烈士陵园仅有三座坟墓,竟供养着二十名管理人员。自治区一九九六年给同心县核定的行政编制总数为八百一十二人,而目前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就达七百四十人。
    一九九七年同心县吃完了财政收入一千四百万元后,又吃完了自治区财政补贴四千九百万元,另外还欠了两个月的工资从银行贷款。财政吃空了,补贴吃完了,又把手伸向上级划拨的五类专项拨款,先后挪用农行收购粮食贷款二千九百四十一万元,财政补贴六千五百万元,自治区划拨的打窖专项资金和福建省援建的打窖资金二百二十三万元。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