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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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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杨继绳: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3)

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在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时刻,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状况下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每一位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左派,也不存严格意义上的在自由主义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是什么人在争论?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当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50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60岁左右的人很少。这是因为60岁左右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

   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1923-2003)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一大批,我称他们为“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如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李普、朱厚泽、曾彦修、吴象等。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

   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吸收了现代西方“后学”的思想;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1992年以来,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相继逝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的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们一方面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另一方面希望政府采纳自己的意见,并以意见被采纳为荣。政府既吸收二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二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止他们过分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派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制度学习的热情,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歧。

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

   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

   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历50,60,70,80 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 “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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