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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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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讨论四通现象(12)

   1988年8月到9月,《经济日报》连续发了十二组文章,讨论所谓“四通现象”。我从故纸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为自我清算的素材。下面是9月10日刊登的第十二组文章,内容为《经济日报》评论员写的《只有一个标准》,作为这次讨论的总结。

只 有 一 个 标 准

---写在怎样看待四通效益讨论结束时

本报评论员

   说来很巧,从8 月 11日本报刊出通讯“四通之迷”到今天,“怎样看待四通效益”的讨论刚刚30天.一个月来,四通这块“石头”在广大读者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对四通效益的看法。作为这一场讨论的编辑组织者,我们亦有一些感慨和体会,与读者一起交流。

   四通效益的讨论告诉我们,改革进程中是与非的论争与其捂着盖着,莫如挑明开来,真理将愈辨愈明,要相信读者明辨是非的能力。对四通的争论,我们早有所闻。能否把争论端上桌面呢? 开始有人担心, 四通的“底”都兜出来,把别人对四通的种种议论----包括“四通是最大的倒爷”、“民办企业的微观机制相当丑陋”----都公诸报端,四通能否接受? 讨论会不会引偏方向? 事实证明这顾虑是多余的。耐人寻味的是,在数百封来信中,初始几天,互相对立的观点几乎平分秋色,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观点在争论中日趋一致。而对四通的种种尖锐意见,也并未在四通公司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四通效益的讨论又告诉我们,评判企业优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经济效益。一位山东读者在来信中说,四通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四年就为国家创税2000多万元,甭说别的,凭这一条,我就投四通的赞成票。“四通你大胆地朝前走”“中国需要千千万万个四通”。不少读者尽管对四通的“底”并不太清楚,但他们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热情肯定了四通。也有读者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等角度对此作出补充,但就评判企业的基本标准而言,我们认为,应该是也只能是经济效益。一位读者来信说得好,办企业光赔钱,这样的企业,国家办它作甚?

   四通效益的讨论还告诉我们,四通和全国其它民办企业一样,尽管还存在着企业产权不清,企业收益分配国家缺乏必要调控等不可避免的缺点、弱点,但它的泥饭碗机制已经显示出了勃勃生机活力,它的崭新的价值观念正鼓舞人们去开拓创新,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战略正给国营企业厂长经理们以启迪。四通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有企业体制和管理上的弊病;也促使着国营企业不断加快改革步伐,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四通效益的讨论还告诉我们,“生产力标准”正日渐深入人心,取代了动辄就问姓“社”姓“资”,非黑即白的是非标准。四通究竟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 它的外汇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只搞流通还是有自己的生产线? 它是否用高薪挖了人家的墙角? 读者对这些问题固然有兴趣,但在评判四通时,不少读者舍弃了具体枝节的是非判断。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即使四通是私有制企业,即使它的外汇是高价买来的,即使它只是从事流通而不搞计算机生产,即使它挖了人家的墙角,只要它推动生产力发展,我们就该支持。此话使人们再一次记起了十三大报告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段话。

   四通效益的讨论今天结束了,但“怎样看待四通效益”的争论,大概还会继续下去。有人曾经问我们,报纸开展四通效益讨论的目的究竟何在? 是不是又要树一个供人学习的典型? 我们说,四通既不是什么模式.也不是非要仿效的典型。它不过是一只五脏俱全、可供解剖的“麻雀”,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只“麻雀”,引起读者更深入的思考,这对推动深化企业改革是会有益处的。 ( 载1988年9月10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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