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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2)

    为什么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也有人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纵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图利忘义”。他们无视中国的专制独裁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不仅与之交往热络还送去大批的投资。看看密特朗的继任者西哈克对中国的那份献媚,听听比尔.盖茨对中国“最佳资本主义”的那种赞扬,似乎也有点道理。但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一下过去十七年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把镜头倒回十七年,八九年六、四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一片谴责之声、制裁之举。欧共体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即始于此,至今尚未解禁。已进入的外资准备撤走;原来打算进的外资开始却步。当时哈佛商学院曾经有一个问卷要我回答:外资企业是否应当撤出中国?我的建议是可以留在那里观望。曾几何时,他们何止是观望,而是蜂拥而进。天下攘攘,皆为利忙。过去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错了,应该是资产阶级(商人)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哪安家。五十万台商在上海早已乐不思“薯”(不是别字,因为他们的故乡为番薯状)。刚看了一条新闻,说也有一些韩国人开始且把他乡作故乡了。美国两任总统,刚上台时都气势汹汹。克林顿要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后来却认老江为战略合作伙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现在则准备把小胡看作他们在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共产党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也有人把部分原因归咎于海外民运的不成气候。海外民运确实没有能成气候,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要问,在可比较的海外反对运动中,又有谁成了气候?苏东波之后,我们访问波兰,曾问过团结工会的朋友一个很傻帽的问题:当年在波兰军政府镇压之后,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海外,这些人在后来的波兰变局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马上意识到我们的尴尬,然后用安慰的口气对我们说:那些流亡者有过一点作用,给我们送了一些传真机什么的。

   
    海外民运没有成气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够“流氓”。我们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为我认可这样的说法:手段是检验目的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么我们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我很早就对海外民运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对我说: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之后,将没有你们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当然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收获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还听不懂。
   
    也有人把责任归于民众的素质。一般而言,这当然有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这就是共产党气数未尽的全部原因吗?我们从知识分子、从外部环境、从自身、从民众,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没有切中要害。
   
    其实,我们应该换个视角,从共产党本身的演变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
   
    该硬的部分,是指共产党镇压反对力量的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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