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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讨论四通现象(8)

   1988年8月到9月,《经济日报》连续发了十二组文章,讨论所谓“四通现象”。我从故纸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为自我清算的素材,下面是9月2日刊登的第八组文章,内容为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慕昌对《经济日报》记者王玉玲的谈话。
   
   老周这个人,眼界开阔、思路清晰,开放、干练、精明,难得的人才。喜欢MM,也喜欢Money,所以没有能够安全着陆。1997年,临退休前,因为MM的告发,栽在经济问题上,1997年被判死缓。据说,现在已保外。
   
   《不可没有四通 不可都是四通》

   
   ----访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慕昌
   
   本报记者 王玉玲
   
   “如何看待四通效益,说到根子上,还是如何看待商品经济的问题。”采访一开始,周慕昌就开门见山地说。
   
   老周今年52岁,从事电子和计算机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已24年。他所在的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的计算机战略研究部门。搞理论研究的人,看问题喜欢作纵向和横向的“立体考察”。老周认为,要正确看待四通效益,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1959年,北京有线电厂和科学院计算所生产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现在仅2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计算机企业基本是一种发展模式:国家定任务,国家来投资,指定企业或科研单位组织科研或生产,产品直接交给用户,定价则依据的是“成本加5 %利润”。老周说,“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庄园经济的模式,谈何效益!”
   
   “当然,我国计算机技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走过了‘三代半’路程,即走过了电子管、晶体管、中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现正进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卫星、导弹等许多国家尖端科研项目所用计算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还在服役。国家培养了人才,保证了重点任务,发展了计算机科学技术,这是不可磨灭的几大成绩。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计算机只是产品,不是商品,没有进入市场。这样的‘试管婴儿’代价太高了。到1979年,全国微型机产量只有12台,大中小型计算机只有431台!即使到了改革开放9年后的去年,全国微机只有4.7万台,小型机229台。今后几年全国计算机市场预计年销售微型机10万台,小型机和超级微型机2000台,大中型机几十台。市场规模也不过30亿人民币。而世界计算机市场是多少? 1987年为2321亿美元!这就是说,即使是中国目前的计算机市场,也不足以支撑一个产业。
   
   “怎么办呢? 三中全会以后,国营骨干企业,大院大所,开始转向市场,摸索一条新的路数。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和科学院计算所都是被称为‘皇家研究所’的国家骨干单位,他们研制的机房工程和联想式汉卡都已商品化。同时,一批民办企业兴起,许多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大所,利用技术,根据市场需要,或从经营入手,或将技术转化为商品,积累资本,再进一步开发技术,开发产品,再回到市场。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四通就是其中的代表。同传统发展模式的国营单位比,这种企业有活力,有自我发展能力,产品也有竞争力。如四通中英文打字机,网络产品等。
   
   “我们说四通与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是说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积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学会在市场的大海中游泳,这是四通最可贵之处。这对国营企业,特别是计算机企业,很有参考价值。计算机产业需要高投资,但当前又不能指望国家大量投资。‘七五’期间,计算机行业需投资二十多亿,而实际上国家给的不到三分之一。躺在国家身上不行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国家除集中投资‘啃’一些重点项目之外,更多地应鼓励企业学会走向市场,利用国内、国外市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从目前看,四通还是以流通和服务为主正在走向开发和生产的计算机企业。从产业角度看,不可没有四通,也不可都是四通。”
   
   老周最后特别强调:商品经济是一所大学校,每个人都在填写自己的答卷。四通这张答卷填得不错,它顺应了商品经济的潮流,无论赞成也好,观望也好,怀疑也好,反对也好,其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载1988年9月2日《经济日报》)

此文于2006年10月0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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