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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讨论四通现象(7)

    1988年8月到9月,《经济日报》连续发了十二组文章,讨论所谓“四通现象”。我从故纸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为自我清算的素材,下面是8月30日刊登的第七组文章,内容为我回答《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提出的十个问题。

   

万润南答问录

   

本报记者 詹国枢

   

   “希望四通更透明些。”当记者把读者的要求转告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时,万润南爽快答应,忙里偷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四通效益讨论展开以后,有读者来信问,四通公司的后台是谁? 万润南是不是某位领导人的儿子? 您能就此谈几句吗?

   

    答:四通公司没有后台。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后台,那我们的后会就是广大顾客,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我们在改革中积极探索的理解和支持。

   我父亲是一位退休的老会计师,公司创办之后就在本公司帮助我们理财。对于外面的种种传说,我常常因此而感慨,在中国做事情真难,连姓什么都要仔细选择一下,否则便要引起误解。

   

   问:四通进口国外组装件,外汇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产品是否有出口?

   

   答:四通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是三个来源:一是自己产品的出口创汇,今年大约是800万美元;二是通过中国银行在市场上调剂;三是与有地方留成外汇的单位合作。

   

   把国家紧缺的外汇用于发展高技术产业,就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口上。四通不是赚中国人的钱,而是让外国人少赚了中国人的钱,并且已经开始赚外国人的钱。今年我们的2401电子打字机已经出口3000台,8320C打印机已经出口1000台。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走国际化道路,不能一步到位。首先要面向国内市场。第二步搞进口替代。第三步是走向世界。

   

   问:四通只是搞流通吗? 你们是否也有自己的生产企业?

   

   答:四通并非只是搞流通,我们有技术开发.我们在中文文字处理的软件技术方面,处在很领先的地位;四通在北京、天津、珠海、昆明等地有生产基地,四通承包的云南电子设备厂,美国IBM公司的专家认为是“在中国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工厂”。四通在天津开发区的生产基地的厂房设备,许多行家看了认为美国的硅谷也不过如此,中国第一批出口的一千台打印机就是在这里组装的。

   

   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开发、生产都没有,光是搞流通,行不行? 我认为不但行,而且应当积极支持。

   

   我国为什么那么多人才,那么多成果,那么多发明,那么多沉淀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中国不缺乏技术,中国的技术人员的水准不比别人低;中国不缺乏生产设备,中国的许多生产线不仅很好,而且相当豪华;我们缺乏的是流通环节。社科院一位教授最近讲了一个概念,如果说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是实际经济,那么流通领域创造的价值是象征经济。全世界一年象征经济是75万亿美元,实际经济是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象征经济是一年充其量200—300亿人民市,实际经济则是1万亿人民币。难道我们从这里还找不到差距吗? 要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需要开发、生产,更需要流通、服务,这是产业的一部分。

   

   问:四通职工的收人如何? 这是读者很关心的问题,能讲一下吗?

   

   答:在国外,有两件事不能打听,一是小姐的年龄,二是先生的收入。不过我们是在中国,而且大家又是那样关心,那我只好如实相告。1987年四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人是3800元,最高工资大约比平均水平高三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大约相差五倍。如果还要问得再清楚,这就要涉嫌侵犯隐私权,便会有悖于公司文化原则。就此打住,行吗?

   

   问:听说1985年有关部门曾向四通派出调查组,调查结果如何?

   

   答:根据我的理解,调查结果大概是这样的:(1)有一大堆问题:物价、工商、分配、外汇、税收等等。(2)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认为我们还是“很谨慎的”。(3)虽有争议,但还是允许我们存在并发展下去。

   今年初,中央又派了调查组,调查报告在今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并且发布了中关村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优惠政策。两次调查,对我们发展的影响都是积极的:第一次调查使我们头脑清醒,第二次调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统计过,平均18个月有一次对公司的“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调查。

   

   问:一些国营单位的负责人最感恼火也最不服气的问题之一是“人才流动”问题,请你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没有人才流动、没有人才的双向选择,就不会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不会有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有人说,人才都流走了,国营单位只留下老、弱、病、残.还怎么干呢?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敢于扔铁饭碗流动出来的仍然是极少数,一流动就觉得他们是宝贝了,因此而懂得了对人才的尊重,这不是大好事吗? 流出去的同志搞起了民办企业,形成了对国营单位的竞争和压力,使得原来死气沉沉的国营单位也有了生气和活力,这更是大好事。几十年的大锅饭,没有竞争,没有危机感、紧迫感。是民办企业的异军突起,打破了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问:也有人说,国营单位实力雄厚,一旦他们有了优惠政策,你们就要不行了,你们感到压力了吗?

   

   答:依我看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实力早就很雄厚,也并不是没有优惠政策。他们缺的是观念和机制。如果他们更新了观念,转变了机制,搞好了,这是国家的幸事。如果四通因此不行了,在竞争中垮台了,这也不是坏事,这说明比四通更有活力,更有效益的企业诞生了,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的星星之火,点燃了火炬的希望之光,即使自己熄灭了,这也是一种贡献。更何况我们也不会轻易退出竞争,我们目前在市场上遥遥领先,我们相信今后还将继续领先。

   

   问:要把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机制引人国营企业,您认为关键在哪里?

   

   答: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同国营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饭碗不同。民办企业的竞争机制、决策机制、人才机制、分配机制、精神激励机制等等,都根源于泥饭碗。国营企业的种种弊病,也有一个根源,就是铁饭碗。改革就是要打破所有人的铁饭碗。对这一点我们许多同志缺乏思想准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较快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亿农民原来就没有铁饭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之所以有较多的困难,原因之一是这些人手里有一个铁饭碗。打碎别人手中的铁饭碗,大家很积极;要打碎自己手中的铁饭碗,许多同志缺乏心理准备。大学生参与改革最积极,但国家不包分配便要找领导对话,因为不包分配就是没有铁饭碗。要把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最关键的是要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如果不打掉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这三块铁,什么优惠政策,什么发展战略,什么具体措施统统都没有用。泥饭碗机制是最重要的一条。四通在中关村一条街上发展较快,原因之一是因为四通打破大锅饭,捧泥饭碗最彻底。

   

   问:计算机开发使用在中国也会有饱和的问题,到那时你们的效益还有那么高,还能持续下去吗?

   

   答:信息产业是不得了的大产业,现在中国计算机市场大约只占世界计算机市场的万分之五,市场还远远没有开发。而且,我们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我们还将逐步走向世界.1987年是四通走向世界的准备年,1988年是四通走向世界的起步年。要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做好市场的转换,而且要做好行业的转换。我们正积极地筹建新材料、精细化工、医学、生物工程等其它新技术产业。我们到1990年的目标是销售额人民币10亿元,到2000年的目标是100亿元。

   

   问:实事求是地讲,四通既有成绩,也有失误和问题,能讲讲四通存在什么问题吗?

   

   答:四通目前正从创业初期进人成长期,有人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企业的青春过渡期。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在队伍急剧扩大时如何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四通管理学院,培训干部和新职工,目前已办了三期。

   

   四通并不完善,因为四通还在探索中发展。我们是在做开拓性的工作,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具有挑战性。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两难选择、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市场发育不充分、发展不平衡,再加上我们自身素质的不完善,特别是当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深层结构时所引起的震荡和压力……我们知道我们肩负的担子有多重,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有多艰难。但我们会拼命去做。一个民族要振兴,要有希望,不能没有一代人的努力和献身。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第一块奠基石。这一切,历史将会作证。

   

   (1988年8月30日《经济日报》)


此文于2006年10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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