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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党“分道扬镳”(3)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冤》。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项‘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治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同曹长青先生商榷的是:究竟是刘宾雁通过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了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了他的报告文学?

   
   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分道扬镳》一文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就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无权者的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
   
   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
   
   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但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向曹长青先生请教,同时也和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讨论。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注)关于“小毛泽东”的提法,发明权属刘宾雁,发扬光大的功劳则属王若望。我记得是在欢迎王老到旧金山的会上,宾雁说到“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 王老接茬说他是个资深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后来王若望先生在华盛顿会议重提这段,使得这一精彩比喻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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