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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四)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四)
   芦笛
   记得前苏联曾流传过一个政治笑话:“基督教相信死人复活,共产党相信给死人平反。”这其实就是咱们的“唯物史观”。

   对咱们来说,研究历史似乎不是客观地查明史实,总结得失教训,引为将来的鉴戒,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政治需要,对历史人物作黑白分明的道义批判,给死人分别戴上“好人”“坏人”的帽子。这就是“否定”、“平反”等现代政治用语为何频繁地出现在讨论文革的文字中。
   前朝遗老们反对“全面否定文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说那是一场“人民革命”。在他们的脑袋里,“人民”就是上帝,“革命”就是圣行。因此,只要证明了文革是“人民革命”,则当然就是只能肯定的伟大壮举了。
   这种辩论方式,凸显了毛共党文化对国民智力的惊人败坏。这些同志怎么就想不到,只要是“人民革命”就是好东西么?那请问,中共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不是人民革命?到底是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起来推翻统治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它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拥护和支持?
   恐怕谁也不敢用“否”来回答这些问题吧。既然如此,这如假包换的“人民革命”,请问又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阿,如果遗老们要维护自己的“造反有理”论,只怕也得肯定毛共革命才是,这样一来,无论是老郑、是司令还是国凯,恐怕都得连夜修改自己的立场,改口痛骂先总统蒋公,歌颂大救星毛泽东才是。
   如果不这么做,恐怕诸位起码也得修改自己的理论,不但要把“人民革命”划分为“好的人民革命”和“坏的人民革命”两类,得证明文革何以不是毛共革命那种“坏的人民革命”,而且还得告诉众人该吸取什么具体教训,这样才能在未来专门制造“好的人民革命”,不制造“坏的人民革命”,并预防“好的人民革命”一不小心恶变成了“坏的人民革命”。这才能向大众证明诸位确实有大脑,而不是区区在下恶毒诬蔑的只有肾上腺,是不是?
   上网以来,我写的最多的文字大概就是反革命文章了吧,但收效甚微。这里面其实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人类社会的悖论: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一个社会总是不公平的,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如此,统治阶级仗恃手中权势,欺压剥削劳苦大众无所不为,把后者当成了任他们吞噬的绵羊。因此,当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掠夺的人民奋起反抗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只会持同情态度。后人读史时,也只会对那些奋起抗暴的英雄寄予高度同情,这就是为何革命家们永远不缺朴素正义感浓厚的愤青的支持,也是他们只讲义,不讲利,强调“抽象的绝对正义”的“第一原则”的原因。离开了这一条,他们便再也没有号召民众的本钱了。
   可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社会底层翻上来之时,正是人世间出现最可怕的不公之时,令被砸烂的旧社会的不公黯然失色。
   今天鞍子说什么“草根不如贵族凶狠”,恰好说反了,乃是效法伟大领袖“颠倒历史”。
   咱们也不用看远,不用看什么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也不用看外国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只需看看中共革命就行了:在中国历史上,谁也没我党杀的人多,哪个政权都没有毛共凶暴,在夺取政权之后还持续大规模杀人,而这残暴竟然不因长期统治而弱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很简单,毛天生是个造反派,和历史上所有帝王不同,坚决拒绝在执政后“从良”,处心积虑地要保持全党的暴徒本色,预防他们因执政而消磨了造反精神,刻意想把他们永久冻结在满脚牛屎的那个土匪暴徒阶段。这就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动因,也是文革初期何以出现令人发指的红色恐怖的基本原因:高干子女们根本不是传统社会那些贵族,而是永葆了匪徒本色的暴发痞子。在毛的努力下,毛共集团和历史上的暴发痞子不一样,长期拒绝完成从匪徒到贵族的自然转化。一直要到他死后许多年,自然趋势才开始发生作用,匪徒们逐渐开始向贵族转化了。这趋势持续下去,则新贵们迟早要变成传统社会或法国大革命那些柔弱的贵族,其凶焰因穷奢极欲而逐渐软化熄灭,为下一轮痞子暴动制造客观条件。
   为什么草根造反的噩梦甚至比骄奢淫逸的旧贵族的统治还可怕?凡是脑袋正常的同志都该想得出其中机制何在:人类社会所能做到的公正,就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这“权利”其实也就是分门别类具体界定了的“机会”。例如大家都有选举权,那不过是个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的机会,使用与否完全在你;又如大家都有投资开业权,这也不过是个在经济上逐利的机会,是否使用也完全在你个人。但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各方面的机会,不能因为某些人无法或不愿使用这些机会就剥夺人家的权利。
   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建构原则。早就在旧作中说了无数次了:民主社会的基石是尊重个体人权,法治则是保证个体权利的具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契约,而狭义的民主(亦即票决)其实是和人权、自由相冲突的,乃是在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得已采用的妥协手段,只能在有限场合使用。最重要的还是法治保障了的人权(含自由在内,其实“权利”和“自由”基本重合)。
   被革命推翻的旧社会的主要弊病,乃是统治集团或阶层把法律当成“统治者意志”,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自己独吞社会财富的法律制度,以制度化的措施去掠夺人民。但在掠夺人民时,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威权设施只起到幕后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统治者并不直接使用暴力,因此一般只造成百姓日益贫困化,并不至于造成大量人口丧生。换言之,旧统治者一般只掠夺人民财富,并不直接屠杀人民(苏共和毛共政权乃是历史上的特殊例外)。
   人民起来暴力反抗统治者可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如文革生动证明的那样,革命的直接受害者其实不是统治者也不是反抗者,而是夹在中间的老百姓。武装暴乱必然造成大量无辜百姓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正如历代农民叛乱表明的那样。
   这其实还不是最糟的。我已经说过了,任何革命或造反想要成功,靠乌合之众根本就不行,因为杂乱聚合在一起的暴民如同火山爆发或雪崩一般,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要使暴民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就得像孙武子把吴宫的美女们训练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勇士一样,使用严峻的军法,把暴民组织训练成令行禁止的军队,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彻底剥夺革命者个人意志的过程。当革命群众的个人意志被彻底剥夺、代之以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之后,他们便被转化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机器人,以独裁领袖的大脑为唯一大脑。在革命队伍中,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细胞,或者是肌肉细胞,或者是神经细胞,或者是骨骼细胞,不过是领袖个人的官能延伸而已。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如果同志们看了这解释还不能理解,那就请回忆一下好来坞烂电影中的烂镜头(记不住是哪幕烂电影了):两个真人各自站在机器人的操作室里,操纵着机器人无比庞大的手臂去打对方,这就是列宁建党学说的真谛,如此建立起来的党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权颠覆工具,乃是人类最邪恶的发明。我党领导下的军民就是那庞大的机器人,严格按照站在操作室里的毛泽东的指令行动。
   虽然共党革命是极端例子,但列宁建党理论乃是从历史上的一切成功造反经验的结晶出来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其一般原则其实是通用的。换言之,革命领袖若想以暴力推翻旧统治者,先得剥夺革命群众的自由意志,再使用这丧失了个人意志的革命机器,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到反革命头上去。谁胆敢反抗或不服从,就加以肉体消灭。这结果就是所有的人,无论是革命者、反革命者还是中立者,统统都丧失了自由意愿,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一个自由意志,那就是站在机器人操作室里的那个革命领袖。
   简言之,革命的通用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那“我”通常是革命领袖一人或顶多是一个领袖小集团。
   任何长了脑袋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套恰和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石的民主制度针锋相对。因此,世上最大的智力笑话,乃是把“民主”和“暴力革命”这水火不相容的玩意搀和在一起。只有惊天动地的白痴,才会以为通过暴力革命可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民主社会来。正因为此,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对此道有兴趣,凡是投身革命的一定是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那种浅薄知识青年。
   这就是中国为何会出现“越革命越黑暗”的历史悲剧,那乃是因为咱们是白痴之邦,看见辛亥革命还不够,还要搞国民革命,搞了国民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毛共“民主革命”,搞了毛共“民主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搞了文化大革命还不够,还要搞新时代的民主革命……每次浅薄的知青革命领袖们都决不会悟出到底是哪儿出了错,却认定那只是以前的革命somehow and somewhere出了错,而自己要发动的新革命则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一定只会是“结束一切革命的最后一次革命”。
   还不止此。要强暴革命者、反革命、中立者等等所有人的自由意愿,无非是两条,一曰杀人立威,二曰造神,让大众要么因恐惧服从,要么因狂热崇拜服从,斯大林、毛泽东靠的就是这两手。民运江河日下,就是因为缺乏这两手,而法轮功蒸蒸日上,则是因为有第二手。
   但这种烂事搞多了,必然使革命领袖变成斯毛那样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造神运动必然毒化革命领袖,使得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真神,因此给全国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因此,悖论在于:“往日穷人矮三分”是最值得同情的,而“今天要作顶天立地的人”则是最可怕的。
   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办法是把穷人“提”起来,和大家一边高,而不是让他们“翻”起来,爬到众人头上去作主人。
   历史上能成功解决这问题的途径无非是两种:“民主恩赐”,通过贤明君主被动或主动的让步,逐渐消除社会不公,具体事例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举过了。另一种则是革命者能见好就收,及时退让,英国“光荣革命”就是最辉煌的例子:革命者取得优势后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把保皇党人斩尽杀绝,独霸天下,而是及时适可而止,从外国迎回个空头新国王来。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存共荣,靠文斗来轮流执政,实现了分割社会财富的动态公平。
   可惜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政治想象力,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在占了上风时都丝毫不知克制自己,一定要把事情作绝。统治者在台上时从来是贪得无厌,见了棺材都不掉泪,大饼之侧决不容人垂涎;而人民占了上风时就一定会使足顺风船,一定要斩草除根、犁庭扫穴,于是中国便永远只能在“黑暗──革命──更黑暗──再革命──更更黑暗”的怪圈中打滚,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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