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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二)

【按语】记得英国的一个什么哲学家说过:一个人就是整个世界。你内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同理,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就有什么样的文革。十几年前,姜文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巴黎上映,他讲了一个部队大院“挺能杰”眼中的文革,和我知道的文革大相庭径。姜文帮我扩充了关于文革的视野。而且,每个人的文革,都定格在自己生命的最辉煌处。所以,姜文的文革“阳光灿烂”;蒯大富的文革离不开对江青的迷恋;郑义和刘国凯看到了“人民的文革”;在胡平眼理则是“比赛革命的革命”。能像芦笛那样,跳出三界之外,用“毒眼”俯视文革,论述得条清目明、如此精辟的,实在难得。我把芦文转贴在下面,供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二)
   芦笛

   如今许多人把那场革命简化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同志忘记了,权力斗争必然是任何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文革当然是我党内部最大规模、最暴烈的权力斗争,但因为这点就无视其社会改造内容,把它开除出革命队伍,那就绝对只能是毛共余孽“理论家”才能干出来的事。
   悲剧恰恰在于文革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是如此,则哪怕是要砸烂全党,伟大领袖也能在短期内胜任愉快地完成那个任务──他只需动用枪杆子强行改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组织就完了。从单纯的权力斗争角度来说,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工作量比文革大到不可胜计:90%的党中央委员都给肉体消灭了,但靠秘密警察的专业队伍,这伟大任务很快就以高效率完成了,社会纹丝不动,丝毫没有引起党官僚集团的疯狂反扑。但毛如果那么做,就根本达不到教育锻炼培养广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为此他非得把广大人民发动起来,去投入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可。
   这就是文革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不是过去“民主革命”那种“运动群众”,具有浓厚的自发群众运动性质;另一方面,它并不按群众运动的自发走向进行,却始终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宏观调控”,严重偏离斗争大方向的言行立刻就遭到严厉制裁。
   在文革中,全国党政机关都瘫痪了,代之以群众组织,但它们根本不是列宁党那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精英组织,而是类似西方议会政党的无比松散的全民性俱乐部。谁愿加入就能加入,想离开就能离开,哪怕是在武斗高潮中也如此,大家都是自发地凭兴趣玩票,组织对个体行动根本就没有控制力。下令“枪毙逃兵”的,全国也就只有王司令一例。但即使在那极端例子中,该命令似乎也没有得到执行──就算司令能成立个督战队,那些人也只会是靠个人爱好,自发报名参加,自发踊跃杀人,要这种纯粹的志愿者去枪毙突然丧失武斗兴趣的战友,根本也就不会有人去执行。下这种无人执行的命令只能证明一件事:从年轻时代起司令就是个糊涂虫,一个人糊涂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糊涂,决不清醒,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
   既然如此,毛又是怎样对运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靠与过去的组织领导截然不同的“思想领导”,让毛思想直接与革命群众相结合。“两报一刊”定期发表的社论和不定期发布的毛的最新指示取代了红头文件,将毛的意图告诉大家,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们也三天两头接见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运动的大方向给予具体指导,并解决各部委和各省的重大问题,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乃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和群众见面”,没有一个官僚系统作为中转机构。
   如果使用理工科干面包擅长的“理科思维”(也就是与文科绣花枕头们惯用的文学比喻毫无本质区别的“数理比喻”)来描述这种奇特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那么,文革类似于电磁场现象。伟大领袖是那磁体,不通过任何有形介质,就在真空中把磁场传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之中,而八亿子民就如同无数指南针,根据那无形的磁力线调整自己的定向。
   由此可见,这场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参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无数磁针们根据“毛主席革命磁力线”来决定自身定向的无限忠诚。从宏观上来说,虽然文革延时远远超出了伟大领袖的预想,但他靠自身的磁场仍然基本控制了运动走向,并没有玩火自焚,让这场自发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显而易见,如果造反派头子们如老郑、司令、国凯等人没有这种自发的忠诚,则运动根本也就不可控,这就是那几位冻结了的史前动物至今还在狂热歌颂的“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的实质。
   说来好笑,文革颇有点像西方的两党政治。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西方两大政党都是松散的全民性组织,谁愿参加就能参加,谁愿退出就退出,根本没有什么组织纪律约束,两派议员都是人民代表,按双方同意的游戏规则进行文斗,根据这一游戏规则密切监控对方,一旦发现对方犯规便抓住大作文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营私舞弊现象。
   文革初期也有点这种模样:全国分裂成了势均力敌两大派,虽然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反革命派,但两派在名义上都算“工人阶级内部”,并非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两派都严格按照游戏规矩行事,并以此严密监控对方,那游戏规矩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文革完全可以看成是“忠诚大赛”,双方比赛谁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正因为此,毛不但没有玩火自焚,他的威望反倒因这场自发人民革命空前提高了。西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政体的廉洁,而东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民间颂毛马屁文化的空前繁荣。
   任何一个有点西方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如果毛是个有点起码深度的思想家,则据此不难摸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的独特道路来,那就是正式解散那个万能的共产党,只保留革命两大派组织,让两者竞选进入革命委员会,在忠于毛的大前提下管理自己。如此即能建立起一种马恩列斯从未想象过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这种新式的“人民民主”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美国南部邦联实行的奴隶制民主,或改革前的南非实行的白人民主,亦即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权,传统阶级敌人则被彻底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毛这么试验过,那是否成功另说,光这在理论上标新立异的摸索的原创精神就足以让他留名思想史了。可惜无论是从领袖还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种事都绝不会发生,于是毛便只能作为一个权谋大师而不是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毛的精神视野是由两方面的阅历铸就的,也就是在线装书的陈腐框架中填充了大量的权力斗争和革命战争经验,他最致命的知识结构缺陷是彻底缺乏西洋文明常识。如果说我的阶级弟兄们代表了毛时代的活化石,那么毛在本质上则是从24史中直接走入20世纪的秦始皇加黄巢。这就决定了他和儒家一样,把“分裂”等同于“失控”,天然热爱“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他最爱卖弄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其实最不懂这所谓“规律”。在他,“相反”决不可能“相成”,只能是“相斗相灭”,“对立”跟“统一”其实没什么相干,“一分为二”其实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对立消灭规律”。因此,两大派的形成不但出乎他的意外,而且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让他处于无限困惑之中,最后他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压制派斗,直到临死,他也没能达到鬼子们中的大老粗高度,意识到派斗其实是可以被引入建设性轨道的。
   从群众这边来看,从两大派对立进化为“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和伟大领袖一样,人民同样将“对立”视为“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最可笑的是,两派的对立其实是利益使然,但全国人民中竟然没谁意识到这点,却把它看成是什么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大是大非的原则之争”。而这就是文革“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前者是“道义大赛”,后者则是明火执仗的争权夺利。于是两派斗争就只能是比赛谁更“革命化”,而这抽象的“革命化”除了用直观外在形式表达对领袖忠诚(诸如“红海洋”、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之外,便只能诠释为禁欲主义。双方竞相“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其实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去人欲存天理”,使得禁欲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就这样,破天荒第一次,中国人民有了机会管理自己,但他们做到的,却是如同里弄小脚侦缉队一样,去管制自己和对方对毛的忠诚度,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虐水平。
   尽管这场受控人民革命没有backfire,让毛作法自毙,但它仍然以惨败告终了,在很大程度上,那乃是毛的个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文革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模糊革命”,从发动者到参加者,竟然没一个人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后来的八九学运深得其真传,同为中国独有的政治人文景观。
   我曾在旧作《革命理想越崇高越反动》中指出,人性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因此,一个社会理想越完美,也就越偏离人性,无视人性去强行实践这崇高理想,就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国际共运留给人类的教训。毛的文革瞄准的乃是最完美的社会理想,当然只能以造成巨大灾难收场。
   更糟糕的是,那理想社会具体是什么模样,应该怎样建构,毛非但没有设计蓝图,而且连个大概其的念头都没有。此人是破坏天才,建设白痴,根本就没有制度建设能力,缺乏起码的智能,去把他心目中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模糊憧憬,翻译为世俗的实在的可行的社会制度。从intellectual的角度来看,此人的气质更像诗人而非思想家,对理想社会只有浪漫幻想而毫无建设性想象力。作为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在权谋,可惜这在建设中丝毫无用武之地,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理论建设都如此。
   说到底,毛的全部本事也就是发动和操纵群众,问题是,让群众起来并不难,但起来干什么?怎样才能建立起毛心目中的那个“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乐园来?到了这节骨眼上,对不起,伟大舵手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等零碎“新生事物”,他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谁都不明白其具体内容的“反修防修”口号,再咕噜上两句说出口后马上又收回的“巴黎公社”的零言碎语,那就是他的视野的天尽头。
   就连革命对象他都没本事确定。过去“民主革命”倒没有这问题,对象就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革命对象都有简明的操作指标。帝国主义不用说,凡是非毛子的白人统统赶出去就是了;封建主义则是地产达标的农民;官僚资本主义更简单:凡是在国府任职而又拥有生产资料者统统雀屏入选。
   新革命的对象据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麻烦出在那根本不可操作的定语上。一开初,这问题倒是好解决:造反派将它简化成了简易可行的“老当”──当权派,凡是作官的统统推倒,而这就是“一月风暴”的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在一夜之间“靠边站”了,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乱,如果毛的革命就是这么简单明确,那到这一步也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但恰在此时毛表现出他的叶公好龙的狐疑本性来。他既是走火入魔的浪漫主义者,又是精明入骨的现实主义政客。他知道造反派乃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当时的流行用语)的大杂烩,搀杂了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就是出身或成分不是那么清白的同志。尽管他们往往比出身好的同志还赤胆忠心,可他绝对不会信任这些人,觉得自己的基本队伍还是那些根红苗正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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