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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岁月》(17)“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是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我总记得一句圣训: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所以当宾雁先生刚走,就有自称是朋友的人出来苛责先生,我心里很是不忿,想了四句骂人的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斟酌再三,还是骂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过这种不明白的时候,于是把这四句话加在自己头上。我想骂自己总可以吧?对方非但看不懂,还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丧,就把对方的文章贴到这个网上,希望听到几句公道话,但没什么人理这个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决心从此再也不理那个人,那个人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像某个人说的,连眼白都不转过去。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1966年6月24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此文于2006年05月1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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