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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上的共产党(3)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所谓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给出了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种数学模型。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目前的中国,已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中国社会目前已超过“警戒”线,处于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的边缘。
   
    分配不公引发的民怨有多深?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统计:一是老百姓的上访。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3000万起。增加了1500倍。所以有人惊呼:“这是不是我们社会的不稳定也增加了1500倍?”二是在本地抗争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抗争往往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常常演化为暴力抗争。中共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原来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3人以上,现在把参与人数提高到20人以上。中国群体性事件10年内增加了6倍,2005年已突破了8万起,创造了历史新高。
   
    沸腾的民怨在新左派那里找到了代言人。有一个郎咸平,在各种场合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当红明星,被一些人和媒体称为“最大的英雄、惟一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他的讲话相当有煽动力:“中国国企改革蠹虫施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今天我们所处的局面,是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更加贫穷。”
   
    “必须用严刑峻法来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五千年来没这么坏过”。
   
    这一切都说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与其说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歧路,不如说它已经走上了绝路。左派们风风火火,改革派们也不能偃旗息鼓。于是就有了最近的新西山会议。
   
    安魂曲在网上转贴的那篇《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记录》,很值得一读。座谈会是今年3月4日在西山开的,出面召集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这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团体,会长高尚全,曾经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在应该早已从第一线退下来了。以退休之身,还如此忧国忧民,让我感佩,也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18年前,国家体改委召集过一次国家三、五、八发展规划的研讨会,也是由高尚全主持。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由体改委、体改所、社科院、中央党校、北大、人大、北京市分别提出的七套方案。参加讨论的主要是这七个提案单位的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企业界的人参加,国企的首钢和民企的四通。此类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主要是去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当面领教了李鹏的弱智;二是邀请了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曹思源加盟四通。
   
    研讨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到中南海去向李鹏总理汇报这七个方案的要点。七个方案的作者在前排汇报,我们在后排旁听。讲解北大方案的是厉以宁教授。他把筹集资金的方式归纳为水、木、金、火、土五个渠道。水,是指从海外引资;木,是指住房商品化;金,是指动用黄金储备;火,是指出售冒烟的工厂;土,是指土地的有偿使用。到底是大教授,把枯燥的经济问题讲得如此生动活泼。在谈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时,他建议在缴纳一定的城市基本设施使用费后给与居留权。这时候李鹏插话了:“这不是报纸上批评过的买卖户口吗?”厉教授没料想到我们总理的理解能力仅限于读报水平,一时给闷在那里,半天没缓过气来。
   
    曹思源来四通后创办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后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这里且按下不表。
   
    历史上有过一次西山会议,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同左派划清界线,结果是“清共”;这次新西山会议,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学者要清算新左派,结果是谁清算掉谁,还在未定之天。
   
    在这次新西山会议上,有许多发言极为精彩。例如李曙光明确提出:“改革”已经不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坚”攻的是政治制度。“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贺卫方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希望军队国家化”; “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其言论的大胆、鲜明,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会上有人把共产党同市场的结合比作“结婚”,马上有人反对,因为名不正,所以只能算是“通奸”。共产党28年的经济改革,前10年是“调情”,后18年是“通奸”,这样的苟且,还能继续下去吗?
   
    出路在哪里?其实方向大家都很明确,今天的中国再不搞政治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了。问题是怎么搞?要不翻车,还要能走得出困境,可谓是世纪难题。网上有朋友认为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89年的教训,如今中共内部再也没有人敢做戈尔巴乔夫或赵紫阳了。 其实,机会永远会有,得看你的眼光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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